过陕西兴平，游马嵬坡，得见千余年来文人墨客的吟咏，其中有林则徐《路经太真墓诗》：“六军何事驻征骖，妄为君王死亦甘。抛得峨眉安将士，人间从此重生男。”林则徐为一代英杰，此诗意在批评唐玄宗因杨玉环而发昏，“三千宠爱在一身”，“姊妹兄弟皆列土”，“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尽管出手不凡，但说“死亦甘”、“重生男”，则有意无意地粉饰了让弱女子作替罪羊的史实，也或多或少流露了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这无疑是历史局限性所使然。

　　读林则徐题诗，不禁想到明人杨一清题为《读史》的诗：“骊山举火因褒姒，蜀道蒙尘为太真。能使明妃嫁胡虏，画师应是汉忠臣。”在此公笔下，一次次天下大乱，都归因于弱女子；一代代绝色女子，都是人间祸水。由此想到，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妇女替男人背黑锅已有好几千年，“冤案”一再重复，弱者不断被咒骂，杨玉环们要讨回公道该有多难！在那旧时代，“天字出头是为夫”，对妇女来说，男人比天还大。剥削阶级的大男子们把天下国家的事情弄得不可收拾，到了“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杜甫诗）的地步，便归咎于某个妇女，让她替自己承担罪责。为遮天下人耳目而嫁祸于弱女子，只有卑劣的封建卫道士才做得出来。

　　生活在杨贵妃之后的晚唐诗人罗隐，对封建统治者归罪于女子的行为大不以为然，曾在一首以古喻今的诗作中说：“西施若解亡人国，越国亡来又是谁？”这无疑是在隐隐约约地为杨玉环的惨死鸣不平。另据《能改斋漫录》记载，对于替男人背黑锅，古代女性也觉得十分冤枉。五代末年的花蕊夫人，就在一首诗中似辩非辩地说：“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然而，在男权社会，妇女们为自己辩护的声音极其微弱，而把妇女视为祸水的封建陈腐观念则异常顽固，因而荒诞的逻辑总是被一用再用。比如说吧，明代末年，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农民揭竿而起，清兵乘机入关，朝代更易的原因再明白不过了。可是明末遗民吴伟业写了首《圆圆曲》，却说“鼎湖当年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尽缟素，冲天一怒为红颜”。这首诗虽然从字面上看是在讽刺吴三桂降清，但其潜台词是：要是没有陈圆圆就好了，没有这个绝代美女，吴三桂便不会降清，明朝便不会灭亡。明朝的遗老遗少们有这种观念，并不奇怪，因为典籍中早有明训：“自古败国丧家，未始不由于妇人者也。”（见《晋书·刘娥传》）

　　这种陈腐观念，与旧时代长期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儒家说教有关。孔子就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然而奇怪的是，尽管孔圣人训诚再三，可几千年来，大男子们对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靓女依然无比喜爱，帝王将相们对于“减一分太短，增一分太长，不朱面若花，不粉肌如霜”的绝代佳人，更是不惜一切地追求，把孔夫子那套说教抛到了九霄云外。这种“不见好德如好色”的情况一再发生，你能怪那些天生丽质、“倾国倾城”的女性吗？譬如说，李师师容华绝代，沦落风尘，已是她人生的大不幸。宋徽宗赵佶于“后宫佳丽三千人”仍不满足，还要去青楼嫖娼，你不从赵佶身上找原因，却怪李师师太美，这公道吗？旧时代有文人说，只因李师师迷惑了宋徽宗，才使国事日非。这真是毫无道理。李师师一个小女子，管得了天下的治乱兴衰吗？北宋末年朝政腐败不堪，外敌入侵，“靖康之难”时，六七年间，“荆榛千里，斗米数千钱，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民居，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豚……目为‘两脚羊’。”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难道竟要李师师负责吗？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今日马嵬坡，墓园深处新立了四米高的汉白玉杨贵妃雕像，面带微笑而又有寂寞凄清之情，仪态娴雅，楚楚动人。园中新增楹联也少了陈腐气，有一联颇具匠意：“杨女生死，是福是灾，读完史笔何堪论；李唐兴废，谁功谁罪，换了人间别样看。”面对此联，笔者想，需要“别样看”的不止一端，最紧要的，是彻底抛却女人是“祸水”，以及由此而来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毒害炎黄子孙至深至久的邪恶观念。不然的话，不仅万千女子挺不起腰来做事，新立的杨贵妃雕像说不定有朝一日也会被推倒，可悲地从地平线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