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难”，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痼疾。出席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在审议两高报告时，“执行难”问题再度成为他们的关注焦点。

　　一问谁在充当被执行人保护伞

　　常金月代表谈起自己经历的一起执行案件，至今仍非常气愤。被执行人是外省的一家酒店，在执行过程中这家酒店被查封，应该说具备执行条件，但就是因为当地领导一句话，一拖就是5年。

　　常金月代表分析说，造成这起案件“执行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执行监督机制不健全，执行措施不具体，执行结案时限不明确，但法官不作为也没人追究。二是地方行政干预，被执行人是这个省某省直部门的下属企业，有关领导一出面干涉，法院就不敢作为。

　　部分人大代表认为，当前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确实对执行工作造成严重影响。有的地方和部门出于局部利益，对一些企业实行所谓“挂牌保护”，外地法院不得执行；有的甚至规定本地银行对外地法院冻结的款项不得协助划拨；有的地方以文件或者口头的形式规定，执行某些企业必须报请某级领导批准。

　　二问法官的执行权谁来监督

　　去年底，原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副庭长邓宁站到了被告席上，检察机关指控其犯有滥用职权、受贿、挪用公款等罪名。

　　部分人大代表谈到，有些执行人员工作不负责任，对当事人提供的信息和线索置之不理，耽误了执行的最佳时机；还有极个别执行人员办“人情案”、“关系案”，接受吃请和贿赂，与申请执行人关系好就违法执行，损害被执行人或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与被执行人关系好，就寻找借口，拖着不予执行，使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得不到及时有效实现。

　　三问给“执行难”开什么药

　　当前我国70％的民事案件靠强制执行来实现债权。

　　部分人大代表建议，要不断创新执行方式和方法，改革以往“粗放式”执行中诸如“执行风暴”、“假日行动”等做法，采取诸如债转股、转让无形资产、转让土地使用权、舆论监督、公告执行、限制高消费、举报有奖等一系列新的执行方式和方法，解决执行中的一些新问题。

　　常金月代表建议，实行审判与执行分离，法院应成为单纯的审判机关，不必再承担强制执行职能，将强制执行职能划归其他司法部门或者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并实行垂直管理，打破地方保护，彻底消灭“法律白条”。本版图文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