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讨论两院工作报告时，有政协委员提出对执法人员进行“高薪养廉”的观点。为了避免断章取义，权且当一回文抄公。该委员说，在加强队伍建设方面，思想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利用各种教育手段树立司法、执法人员正确的观念，培养他们良好的职业素质。但是，为了避免问题的发生，对于关键岗位的相关人员，在经济上的必要保障也是重要的。“高薪”和与之相应的严格监督机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对“贪利忘义”的发生起到抑制作用的。

　　高薪养廉并不是个新话题，早几年该不该对公务员实行之，媒体着实讨论过一阵。虽然到最后也没有定论，但给人的印象无疑是:不可行。现在，把高薪养廉范围缩小到执法人员——公务员中的一个部分，性质一般无二。其实，古代类似想法和做法也差不了多少。

　　据我的有限阅读，高薪养廉之说应该始于明朝，那时叫“量增官俸”。那是宣宗朝知县孔有谅的主意，他看到官员“禄入过薄”，乃建议“户部勘实天下粮储，以岁支之余，量增官俸”；英宗朝的陈泰后来也上章乞“量增禄廪，俾足养廉”，但都没有被采纳，或者当时即认为并不可行吧。清朝则一度实行了“养廉银”、“养廉地”制度，前一个是说官吏于常俸之外，按职务等级每年另给银钱；后一个是说常俸之外，划给土地，以供收租。结果呢？清朝官吏之贪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揭示得再形象不过。

　　这该是高薪养廉的理论与实践，在咱们中国的萌芽以及昙花一现了。高薪养不了廉，何况它与许多“问题的发生”也根本没有逻辑关联，何谈“避免”？众所周知，2005年最能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司法事件是佘祥林案等重大冤错案件。佘祥林，以及胥敬祥、黄亚权这几个带有悲剧色彩的名字，可以说为我国的司法进程涂抹了一层灰色。这些应该算是很严重的“问题”了吧？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冤假错案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执法人员“贪利忘义”，而是因为他们欠缺起码的法治精神。就佘祥林案来说，有识之士早已总结出了三点教训:有罪推定、先定后审和非法取证。正是因此，人们透过这些冤案升华出的反思，不是在执法人员的利益做文章，防止他们因一点小便宜或贿赂而出问题，而更多的是聚集在对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反思与检讨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工作报告中就表示:进一步加强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制定和完善刑事证据规则，严格排除非法证据，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退一步说，即便高薪可以养廉，高薪也只是养廉的一个可能条件，而非必然条件。也就是说，高薪并不能必然带来官员的廉洁。或曰，高薪养廉在国外有许多成功的范例，但我想，至少它在目前不适合中国国情吧。因此，笔者更赞同范天佑委员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公检法部门的经费困难是一定要解决的，但是不应该采取给某些个人很多钱的方式，来期待他们维持司法公正。（潮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