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幸福”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政府必须并且有能力从影响人们幸福的外部因素入手，提升人们的幸福度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戴廉

　　有时候人们不得不质疑字典的权威性，尤其当他们与中国一同变迁的时候。比如“幸福”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是，“（生活境遇）称心如意。”还配了这样一个例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越来越幸福。”

　　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调查却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另有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

　　“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现在的中国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得多。”致力于“幸福学”研究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不过，人们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经济越发展，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例如人们身体的健康、工作的稳定、婚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等等。”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两会代表委员一致认为，未来五年，有助于中国人提高幸福感的外界因素将会增加，但中国城乡居民未来对幸福的感受会如何，代表和委员们既有乐观的预期，也有谨慎的判断。

　　乐观的预期来自中央和地方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以及“十一五”规划对于“民生”的关注；谨慎的判断则既出自对于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理性考量，也出自“幸福”本身的难以把握。

　　“幸福本身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说，“它往往会和社会的预期不符。”

　　“幸福指数”折射执政观变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发展经济是增强幸福的手段，而幸福才是目的。追求人民的幸福快乐，是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孙清云说。

　　身为西安市市长的孙清云知道“幸福指数”这个新鲜名词才一年，就把它变成了整个西安的热门话题，今年初西安市“两会”期间，孙清云在西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

　　这还缘于2004年的一次“中国六城市幸福感测试”，测试的结果说，全国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

　　“因为经济落后，我们原来都有点自卑，没想到西安百姓的幸福指数竟然排在上海前面。”这使孙清云及许多西安人深受鼓舞，也促使他们对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老百姓的“幸福感”问题进行了一番研究。

　　“过去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通常是政府在自言自语，按政府的想法做事”，孙清云说，“现在要从老百姓的需要出发，看老百姓是不是‘称心如意’。”

　　让老百姓称心如意，就得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人们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充分考虑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人们幸福度的协调与统一。”

　　在他看来，衡量社会和谐与否，一个GDP指标还远远不够，反映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可以弥补不足，用以标示社会的全面进步。

　　有西安这样“前卫”做法的政府已经不止一家。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市统计局局长崔述强也透露，今年北京将开展幸福指数研究，推出一套幸福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中，将“幸福感”作为衡量北京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市民对生活境遇、工作境遇等的满意度都可能成为幸福指数。”

　　此前还有杭州市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力争成为幸福程度高、生活品质优的“和谐杭州”；更早还有2005年4月，深圳市将“关爱指数、幸福指数、人文指数、安全指数、诚信指数、环境指数、廉洁指数”等指标列入到该市的“城市文明指数”中。

　　“这是一种进步”，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原有的收入等‘硬指标’已无法反映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态差别。提出‘幸福指数’这个概念，正在把原来追求的‘GDP至上论’转向更多元的评价标准。”

　　关注民生为幸福提供外部条件

　　孙清云坦言，西安市目前还未制订出一整套衡量“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但“它的意义在于发展方向的转变”，孙清云说，“我们探索的方向是努力成为真正的平民政府，将工作做得更深，更细，细到老百姓的心里。”

　　没人能改变他人的内心，但至少能为他人创造良好的环境。这是西安提出“幸福指数”的出发点，也是“十一五“规划突出民生主题的出发点。这是一个转折。

　　王名认为，中央提出“和谐社会”，地方政府随之将幸福指数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体现了当前执政理念的变化。”

　　2005年，中央开始实行和将陆续出台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税；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调整土地征用价格；积极扩大就业，加大就业培训的力度；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解决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加强社区建设；扩大农村养老保障的试点；制止教育乱收费；对农村困难家庭子女的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继续完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积极推进非公企业的工会建设；加强反腐败，加强对中央和省级权力部门的审计监督；严格税收监管，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线；等等。

　　“这些关系民生、民计、民权、民情、民心的政策和措施，使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培林说。

　　景天魁认为，中央的执政理念正在进行转变，并且转变非常明显。“政府的行动将为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提供外部条件。”他说。

　　高速发展中依然存在变数

　　地方政府重视“幸福指数”得到了代表委员的一致肯定，但对“十一五”末期人们幸福感的提高，一些代表和委员也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幸福本身是个主观指标”，景天魁说，“而且许多问题积累已久，难以在一时之间解决。”

　　有专家提出，我国改革在不同方向的不均衡影响了人们幸福感的提升。但零点公司的调查则表明，在中国，无论城乡，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有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

　　来自云南迪庆州的全国政协委员和根合也是这么认为的。“从总体上看，全体人民的总体幸福度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说要让所有人都幸福，并不现实”，和根合说，“少数民族地区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还是贫穷。”

　　“减少贫困仍是新世纪的迫切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5～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指出，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目前约2500万人，农村的贫困线也从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200元提高到637元。但是，如果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农村还存在约7500万贫困人口。而且，近年来城镇生活困难人口居高不下，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低于人均收入平均线1/2的“相对贫困人口”，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和低收入群体的庞大，并没有明显的和快速的降低。

　　此外，在子女教育需求和健康需求刚性增长的同时，子女教育费用和医疗价格快速上升，农村家庭因灾、因学、因病致贫和返贫情况更加突出。

　　另一个使幸福指数下降的因素是贫富差距，这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很多时候超过了贫穷本身。

　　一位来自上海市的全国政协委员认为，目前，人们的不幸福感主要来自阶层分化和相互之间的攀比。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贫富差距太大，仇富心态正在产生，有些老百姓没法改善生活，就只能抱怨自己投错了娘胎。”和根合说。

　　中国社会调查所2005年的一项调查称，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贫富差距。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中，市民已连续4年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首。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俊秀认为，“这显示出贫富差距已经超越了人们可以接受的心理阈限。贫富差距已经被等同于社会的不公平。”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产生不公平感的心理机制是社会比较，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行为评价不是投入和产出的经济学比较，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回报多于自己的付出就会有满意感和公平感，而是要把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与他人的付出和回报作比较，只有他认为自己的投入产出与他人的投入产出相当时，他才会觉得是公平的。

　　“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和阶层分化提供了大量让人们比较的情境，竞争加剧也让人产生比较的压力，体会到不公平焦虑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王俊秀说。

　　“现在的情况下，有钱的人、没钱的人都会觉得不幸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李崇富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在他看来，富有阶层不愁吃穿，但面临如何使自己精神生活充实起来的问题；白领、机关公务员等中间阶层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给别人打工，心理不平衡，收入可以，但精神上受到压抑”。这些人的不满主要是政治参与不够，希望能够当家作主，有主人翁感。

　　而一部分农民、下岗工人和城市平民生活不稳定感增加，而且他们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与中间阶层以及富裕阶层的差距太大。所以，“心理特别不平衡，更缺少幸福感。”

　　“我们现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相当一部分群体的生活非常困难，根本谈不上幸福感”，王名说，“只有首先改善这部分人的福利状况，整个社会的福利才能得到很大的改善。”

　　政府需营造环境“为人民谋幸福”

　　“在当前的中国，解决人们的幸福问题，政府依然是主导”。李崇富说。

　　尽管“幸福”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代表和委员都指出，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政府必须并且有能力采取一系列措施，从影响人们幸福的客观因素入手，提升人们的幸福度。

　　而在一些专家看来，对“幸福指数”的应用还要更真诚一些。奚恺元教授提出，地方政府在运用“幸福指数”时，要特别注意避免三个倾向。

　　首先，避免将“幸福指数”形式化。他认为，目前，幸福测量本身还不完全成熟，对“幸福指数”应该主要采取探索的方式，尤其需要从中更多地知道，到底有些什么因素影响了市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随之不断完善施政的指标体系。“如果只注重形式，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说。

　　其次要避免短期行为。对政府而言，让城市未来的幸福度有长期提高，比提高居民目前的幸福度更为重要。“我们所谓的极大化幸福，并不是极大化今天的幸福，而是要极大化全部的幸福。政府给老百姓一些小恩小惠，可能老百姓短期内会很开心，但是最后，从长期来讲，实际上是降低了幸福。”奚恺元说。

　　最后，要避免把幸福的概念庸俗化。奚恺元说，很多人把幸福等同于吃喝玩乐、不求上进，等同于安逸，这也是不对的。主观幸福感同样也来源于一个人的成就感，对社会的贡献，人际关系等等。

　　最低限度，“政府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全国政协委员、作家张贤亮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政府更应该是一个环境的治理者和营造者。它需要为老百姓营造一个宜居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应该实施公平公正的政治举措，财务公开，官员廉洁，解决好社会治安、医疗、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张贤亮说，“能做好这些，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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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市场借东风

　　3月7日，沪深股市走出了2006年中国股市开盘以来的一条大阴线，上证综指以1259.92点收盘。尽管年初股指出现上升的局面，但股市在总体上仍然难见驱熊迎牛的亮色。这种情况，使中国股市再次成为两会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

　　“国内股票市场持续低迷，经历了一个新兴市场发展壮大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转型阵痛。然而，这种相对压抑的生存环境并未影响资本市场各个层面‘亡羊补牢’、共谋发展的意志。”人大代表、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秀林告诉记者。

　　作为首吃股改“螃蟹”的三一重工董事长，人大代表梁稳根在接受采访时，把近一年证券市场各方面努力的结果总结为三句话，“市场的内生动力已经积聚到量变到质变的时刻；推进市场发展的外部环境前所未有地好；开放与创新，正在给资本市场的跨越发展提供强大的助推力。”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李雅芳深有同感道：“目前，股权分置改革总体进展顺利，在改革中保持了市场和社会的稳定，股改的积极效应已经开始显现，有利于市场健康发展的新机制正在逐渐形成。”

　　“但也要清醒认识到，股市目前仍然还是大病初愈之身，需要休养生息的政策和市场监管者和参与者的爱护。”在她看来，要实现“十一五”规划《纲要》资本市场的发展目标，各方面仍然需要下大力气。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政协经济组讨论会间隙告诉记者，目前政策大环境今非昔比，决策层已清醒地认识到，强大的资本市场是任何一个经济大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手段。特别是2005年，相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密切配合，针对股市的改革发展，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难得的合力。在他看来，必将为市场的转折、发展创造源源不断的新机遇。

　　杨晓嘉是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局长，也是证券界惟一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她向记者 描述了“十一五”资本市场的前景，“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的力度可能更大；将是发展机构投资者的黄金期；银行资金、大型企业资金合规入市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蓝筹股板块形成财富效应；企业并购重组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我国股市走势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将大大提高，经济“晴雨表”作用重新体现。她表示，最为重要的是，这期间发生的转变，“预计会是一个没有大起大落，但长期呈现牛市的趋势。”

　　但是要实现这一切，却是有前提条件的。杨晓嘉告诉记者，“其一，能够吸引资源。”证券市场吸引资源的能力，一般用证券化率来衡量。发达国家的证券化率一般在130%上下，美国达到180%。而我国A股总市值占GDP比例大约只有18%，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67%的平均水平。而大型优质企业纷纷海外上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资本市场在吸引资源方面还有待提高。

　　其二，能够促进资源的有序流动。资本市场能够配置资源的关键在于实现产权的流动性和建立起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因此，一个有效的市场，必须有严格的上市标准和退市机制，必须有资金弹性流动机制，必须有活跃的购并重组活动，必须在吸收增量资源的同时，通过证券化方式使现有的存量资产流动起来，并对其进行重新配置。

　　“激活资本市场并不完全是资金问题，关键要有能够吸引资金的投资价值。”杨晓嘉表示，“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在‘十一五’期间发挥资本市场创造财富的功能，即发挥为投资者创造财富、提供投资回报的功能。”（《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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