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先行者、克隆羊“多利”缔造人伊恩·威尔默特,和后来者、克隆狗“斯纳皮”缔造人黄禹锡殊途同归——浮至名声顶天,沉到声名扫地。他会更惨,黄禹锡捏造干细胞研究,但“斯纳皮之父”还货真价实,而他的“多利羊之父”却是冒名顶替。
在爱丁堡接受法庭听证时,威尔默特承认多利不是他培育的,他说他虽担任并非“微不足道”的指导工作,但使用的技术不是他开发的,该研究66%的成果要归功于提出构想的同事坎贝尔,整个试验的执行由另一名同事里奇完成,自己在研究报告上署名第一作者,是因为他和坎贝尔都同意这样做。(新华社伦敦3月8日电)
我以为,虽同为欺世盗名、均属掠美钓誉,但从恶劣程度上看,威尔默特玩弄张冠李戴的把戏,远不及黄禹锡炮制子虚乌有的成果。不过,“多利”诞生标志着人类在无性繁殖哺乳动物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在这领域的发展进程上立起一座令全球无不为之激动的里程碑,就此而言,“多利羊之父”的倒掉相较韩国“首佳科学家”的毁灭,丑闻的“可读性”并不逊色。
黄禹锡那面镜子,令我们对净化学术环境有过多维观照,那么站到威尔默特这面镜子前呢?
对威尔默特的不义做法,最大功臣坎贝尔同意了,让出本属自己的权利,默默沦为一名打工仔,不管有无更多不为人知的交易,起码是自觉尊从或不得不屈从他的“指导”权之果。凑巧,威尔默特现形之际,反省我国学术领域问题成两会热点,和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颇有意味。至少我看到,在领导读博一路绿灯、论文买卖泛滥成灾、造假做伪层出不穷、学霸横行理直气壮、腐败利益共同体竟然公行等背后,分明有权力开道如影相随。
关于权力“强奸”学术,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许志琴女士谈到如此典型:有的科研单位的领导对科技都不懂,却常常挂名当科技评审会主任,评审一次要收几千元钱,有的一年要收20多万元好处费。与此同时,不少科技工作者成为某些行政管理领导的打工仔,为了要项目,不得不走后门,拉关系。一些所谓中国领先、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就是这样评审出的。
科研单位领导当科技评审会主任,与威尔默特当研究报告第一作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主管者手握的权力,有着逼人的威风威仪。区别在于,威尔默特毕竟是一名地道的生物学家、对多利降生也起了并非“微不足道”的作用,较之毫不懂行一手捞钱、一手载誉的官员,还不算太恶劣。
相比之下,像威尔默特那样占有他人成果的现象,在学术机构行政化色彩浓厚、一言九鼎的行政官员“赢家通吃”的我国现行科技管理体制中,不仅存在,而且会成为无人敢撼、撼也难撼动的潜规则。
现实中,领导在下属的论文、专著上署名,不过是小菜一碟。领导要想拿奖、评职称、做博导、主持项目……手揽各种学术利益实惠,头罩各式学术荣誉光环,也不存在多少麻烦,下属、公众有几人敢挡、谁又挡得住?
事实上,大多数学术舞弊、腐败无人揭露,即使揭露也鲜有指名道姓而几乎“某”掉、“有些”化,即使个别指名道姓的揭露也多走向大事化小。
在我们的学术界,威尔默特式弄虚作假顶多被视为学术不端,属于小问题——在我看来,如此生态正是我国学术领域的大问题。怎么办?个人自律终不可靠,治体制病必须拿体制开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