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
迪奥
那年股市正火，我表哥不知吃错了什么药，放着挺美好的大学教师不当，非要去炒股。在家里求爷爷告奶奶地借了二十万，背着个破皮包就跑过来了。我这表哥也是个奇人，号称一生只爱两个人：第一个是白种人比尔·盖茨，第二个没那么白，但年纪比较大，叫庄周。 我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这两个人绑在一起的，在我看来，盖茨是大热之物，吃了就要流鼻血的那种；而老庄周又极寒，跟华山之阴的蜈蚣差不多。把这两者同时吃进肚子，要换了我，非心碎了不可，这次是破碎的碎啦，可他好像也没什么事。另外我也挺替他犯愁的：要是有一天他妈，也就是我二姨，跟庄子谁的打起来，你说他帮谁好？
因为仰慕盖茨，我表哥基本上已经成了一个白种人。这么说吧，你听他上课，每三分钟至少可以学到一个美国、两个欧洲，外加大量OK，所以我老以为巴黎就在他家后院。白种表哥特立独行，时有惊人之举，最优秀的就是去农贸市场买大葱，他非要拿美元结账，哦，忘了说了，此人钱包里永远有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不多不少，恰好一张，历时已十余年矣。大概是四年前吧，这个白种人干了一件极其后现代的事，这事除了他和达利，估计没有第三个人想得出来：他在自己三十六平方米的宿舍里垒了一个十二平方米的壁炉。话说那个壁炉，真是鬼斧神工、美轮美奂，百分百欧式风格，但说也奇怪，人家欧洲人垒壁炉，都是为了躺在软椅上抱着猫读巴尔扎克，这位绅士倒好，只拿它烤红薯吃。有一次我去看他，隔老远就看窗口咕嘟嘟往外冒烟，我心想坏了，表哥这下怕是要成腊肉了。赶紧去敲他的门，敲了七七四十九下，腊肉表哥才穿着拳王牌三角裤，长发飘飘，眼神飘飘，腿毛飘飘地给我开了门。我在里面待了一分半钟，共打了九个喷嚏，一直没敢睁眼，心里不停赞叹着人类的生存能力。他让我吃烤红薯，给我倒红酒，然后解释说欧洲的贵族就是这么干的：守着壁炉，喝着红酒，眼望星空深沉地思考着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我不大懂，欧洲也没去过，但有两件事我实在想不通：第一，吃烤地瓜是不是一定得用刀叉？第二，拿烤地瓜下酒也就算了，拿烤地瓜下通化红葡萄酒算怎么回事？
让欧洲表哥最骄傲的就是他的脚。他不止一次夸耀，说他的脚虽然味道不怎么鲜美，离欧洲文明却只有一步———香港嘛，讲英文的地方。关于这味道，如果我是个过气的先锋派作家，我大概可以这么形容：凡是他踩过的地方，草都要隔年才能长得出来；凡是他游过的水域，鱼都特别好钓———咬钩虽痛，痛不过死啊。不过有件事是真的，我发誓，有一天他抠完脚丫子又去摆弄电视，然后你猜怎么着———那电视连着放了十七遍《新闻联播》。
用古龙的说法，世界上最犀利的武器莫过于一个长香港脚的表哥，比这更犀利的是长香港脚的表哥没地方住，非要住到你家里。现在，你们看到了，我就有那么犀利。自从香港表哥下榻寒舍以来，我每天至少要拖四次地，洗八遍手，拿菲利浦吹风机吹十六遍鼻孔，要是从来没长鼻孔我才高兴呢。我吹鼻孔的时候，表哥一般都在股市抻着脖子望大盘，用他的话说就是在“观敌阵”，了几天，忍不住手痒，抓耳挠腮地买了两万股深金田，接下来那个紧张啊，打个比方，如果触了二百二十伏的电一分钟能抖一百下，那我表哥就是被一百一十伏连着电了一礼拜。有时候半夜醒来，还能听见他在隔壁喃喃自语，语完了幽幽长叹，叹完了吃吃偷笑，然后再语、再叹、再笑，循环往复，直至无穷，不知道是在念佛还是在骂人。我女朋友也怪，平日里那么神圣贞洁高不可攀，一旦听说隔壁住了个香港脚，眨眨眼就变成了叶子楣，缠着我不停地要，要到我想逃，频次和强度都有大幅提高，连嗓音都变了，啊啊啊的，又高又尖，稠得粘住苍蝇。我表面高兴，心里却像是装了个菠萝，疙疙瘩瘩的，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另外，恕我无知，我实在没想到表哥这玩艺儿还能当春药用。
星期天股市休市，表哥说请我们吃饭，我节约惯了，坚决不同意出去吃，说我们又不是公务员，费那个钱干吗？争了半天，终于达成协议：他出钱买菜，我女朋友下厨，我洗碗。我连着吹了几天鼻孔，吹得一身酸软，心想既然表哥负责买菜，我就不用出门了，这么热的天。没想到我女朋友不干，非要把我拽上，所以说，女朋友太过痴情也不是什么好事。我婉言谢绝，她一下子板起了脸，说看你这副德性，懒得跟猪似的，表哥，我们走！然后咯噔咯噔地下楼了。
我懒洋洋地窝在沙发上，电视肯定是被我表哥摸过了，一个劲儿地放广告，看得人心里臭哄哄的。我越看越无聊，忽然想起了那个人，一晃快两个月了，我还从来没跟他联系过呢，我老是不知道跟他说点什么好。不过那号码我可是牢牢记住了，每天念诵八十遍，就算脑袋被砸上几砖，把自己的名字都砸忘了，我也不会忘了它。（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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