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主席站在时代发展的战略高度，对加强我军军事训练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揭示了新世纪新阶段军事训练的基本规律，我们必须深刻领会，科学把握，更好地指导军事训练实践活动。

　　军事训练是战斗力生成的基本途径

　　胡主席指出，军事训练是和平时期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战斗力生成的基本途径。这一科学论断，揭示了军事训练与军队战斗力之间的必然联系。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通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解决了指挥员和战斗员的培养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针对部队一度轻视训练的现象，指示从1953年6月1日开始，部队工作的中心转入以军事训练为主。然而，由于1958年错误地把正规化训练当作教条主义批判，全军性训练高潮随之衰落，部队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1961年，通过“备战整军，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军事训练得以迅速恢复，部队战斗力明显增强。但因随后的“文革”影响，军事训练无法正常进行，部队战斗力遭到严重削弱。直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军事训练才得以恢复发展。80年代训练改革的热潮，世纪之交的科技练兵活动的兴起，大大提高了军事训练水平，部队战斗力有了新的提升。实践证明，什么时候重视军事训练，军队战斗力水平就会提高，什么时候轻视军事训练，军队战斗力就会受到削弱。必须始终坚持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地位，摆在部队经常性工作的中心位置。

　　新世纪新阶段，遵循这一内在规律，必须切实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着眼履行我军历史使命，坚持通过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军队战斗力的生成并巩固，只能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来实现。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确立，实际上为军事训练确立了更新的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用履行历史使命的要求来抓军事训练，才能始终确保军事训练的地位不被削弱，才能真正确保军队战斗力的不断提升。

　　第二，妥善处理军事训练与其它工作的关系。把军事训练确定为军队和平时期“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充分肯定了军事训练在和平时期军队各项工作中的突出地位。当前，我军正在大力推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同时在抓紧进行军事斗争准备，这些任务决定着新时期军事训练工作的时代特点，更构成对新时期军事训练的巨大牵引和推动。必须坚持党委齐抓，主官主抓，分管领导全力抓，确保对军事训练的足够投入，确保军事训练的切实落实。

　　第三，必须循序渐进、持续不断地抓好军事训练。军队战斗力的生成和提高，有赖于持续不断地军事训练。应针对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形势任务不断变化、武器装备更新换代以及训练对象不断流动更替等特点，及时淘汰过时的训练内容，不断充实新的管用的训练内容，改革创新训练方法，不间断地融进适应时代要求的先进元素，始终保持军事训练的连续性和先进性，使军队战斗力的提高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军事训练是治军管理的重要方式

　　加强军事训练不仅是打仗的需要，也是一种重要的治军方式和管理方式。抓军事训练，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抓管理、抓教育、抓养成。胡主席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世纪新阶段治军的内在规律，进一步理清了抓训练与抓其它工作之间的辩证关系。军事训练是治军带兵的经常性、基础性实践活动，加强军事训练的过程，也是加强部队教育管理、促进各项建设和工作的过程。军事训练抓得紧，就能够凝聚和振奋军心士气，部队的精神面貌就好，作风纪律就过硬；军事训练松松垮垮，部队思想就涣散，作风纪律就松弛，消极因素就必然增多。军队建设史上众多正反事例都说明，从严治训与从严治军从来就是紧密相联的。没有从严治训，就谈不上从严治军；从严治军，则必须从严治训。

　　遵循这一规律，新时期必须努力做到：

　　坚持把军事训练作为重要的治军方式和管理方式。胡主席的重要论述是对我军治军管理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拓展了军事训练的内涵和意义。应围绕军事训练的任务、特点抓教育、抓管理、抓养成，将抓军事训练的过程作为加强部队教育管理、促进各项建设和工作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治军与管理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只有抓住军事训练这一中心，才能切实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思路和好方法。

　　坚持从严治训与从严治军的高度统一。从一定意义上讲，抓住了正规施训、从严治训，就抓住了从严治军的主体，就能提高从严治军的综合效益和质量。必须切实转变观念，谋求从严治训与从严治军的共同发展。

　　坚持以军事训练凝聚军心士气。面对日趋复杂的信息化战争，军人在精神、意志、心理上面临更大的挑战和考验。必须充分发挥军事训练对培育官兵战斗精神、锤炼官兵战斗意志、强化官兵战斗心理的根本性作用，靠严格训练凝聚和振奋军心士气，从而推进军队的正规化建设，推进科学治军方式的完善。

　　从实战需要出发提高训练质量

　　仗怎样打，决定兵怎样练。训战一致、教养一致从来都是军事训练的永恒法则，也是全面提高战斗力的必然选择。胡主席指出，要坚决纠正降低训练标准和难度、消极保安全的不良倾向，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训练，在近似实战的环境和条件下摔打磨练部队。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训练与作战的本质联系，规定了军事训练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其士兵三四岁即送到戈壁沙漠中的学校进行严格的骑射训练，这在中世纪的其他军队中是不多见的。上世纪90年代前4年里，美军进行了海湾战争等数次战争，死于战争的人员只有170人，而同期因训练死亡的人员高达4666人，训练死亡是战争死亡的27倍多，由此可见美军训练与实战的接近程度。历史证明，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训练，是军事训练的本质要求。没有严格甚至严酷的军事训练，奢望在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

　　新形势下科学把握这一内在规律，应主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科学确定作战需求。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军事训练，首先应把“面临什么样的作战环境、作战对手，以及运用什么样的作战力量和作战方法”等问题搞清楚。刘伯承元帅说过：“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在信息化战争的大背景下，武器装备敌优我劣，科学确定作战需求更为关键。必须进一步将研究作战需求作为军事训练的首要前提和重要任务，切实以作战需求作为衡量尺度，决定训什么、怎么训、训到什么程度。

　　二是严格设置军事训练的实战条件。必须把未来战场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想具体、设复杂，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中练思想意志、练作风纪律、练技术战术、练谋略指挥。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建立正规的训练秩序，做到训练计划周全，训练目标明确，训练制度落实，训练组织规范。必须坚决克服以牺牲战斗力为代价的“练为看”、“练为演”，敢于在艰苦恶劣环境中组织实兵实装检验性演练，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抓好使命课题的训练。

　　三是建立健全以战斗力为标准的评估体系。和平时期军事训练严格与否，与训练的评估标准密切相关。必须坚持以提高部队战斗力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军事训练的评估标准符合实战并高于实战。无论考核还是演习，都要始终以实战标准为最高准则。训练评估的重点应放在寻找差距上，坚决纠正降低训练标准和难度、消极保安全的不良倾向。

　　以军事训练牵引部队全面建设

　　胡主席指出，以军事训练为抓手和切入点，可以带动部队的全面建设。搞好军事训练，对于创新军事理论、推动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牵引武器装备研发、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军事训练与军队全面建设之间的必然联系。

　　抓住军事训练，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只有军事训练所具有的能动作用，才能真正把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各个方面的力量协调起来，把各个方面的建设统合起来，使司、政、后、装的建设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强调必须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并于1981年克服重重困难在华北组织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对于恢复军队秩序和促使军队全面建设走上健康轨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成功的经验说明，作为和平时期军队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军事训练确实能对整个军队建设起着极为重要的带动作用。

　　新时期充分发挥军事训练的战略牵引和推动作用，应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努力使军事训练水平与军队建设需求相适应。军事训练能否有效带动军队全面建设，关键在于军事训练的水平。军事训练范围窄、层次低，就不可能带动军队建设水平上台阶。当前，由于体制编制、武器装备以及人员素质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我军军事训练的整体水平还不够高，对军队建设的牵引和推动力都不足。必须从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的大局出发，尽快解决制约军事训练水平提高的瓶颈。

　　第二，必须努力将军事训练贯穿到军队全面建设的各个方面。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的根本地位，使全军各项工作围绕军事训练这一中心任务和提高战斗力这一根本目标而展开。关键是要发挥好军事训练的“磨刀石”和“试金石”作用，使之与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之间互动发展。必须进一步拓宽军事训练的范围，提高军事训练的层次，将各作战要素以及保障要素纳入军事训练范围，通过军事训练使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得到检验和提高。必须以军事训练为中心，切实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军事训练为平台，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以军事训练为牵引，推动军事理论创新、体制编制调整和武器装备研发；以军事训练为抓手，把从严治军、科学管理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第三，必须努力使军事训练不断在改革中创新发展。军事训练不改革不创新，就无法有效牵引和推动军队建设。科学技术、武器装备、战争形态等都在不断地飞速发展，谁也无法对下一场战争作出准确的描述。这就更要求我们必须在军事训练中不断融入新思想，创造新形式，谋求军事训练与未来战争的尽可能一致。必须尽快从传统和现有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使军事训练改革创新的力度更大一些，从而更早、更全面地发现和解决军队建设中存在的各种现实矛盾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