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报道

　　很多年过去了，他却总是在梦中见到奥茨维辛集中营里那些骨瘦如柴的犹太女孩，被脱光了衣服赶到他的镜头前。后来，他终于不再梦见这些了。但是，他也从此再无法为人拍照。他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无法从事摄影了。因为那些犹太孩子，那些赤身裸体的犹太女孩，总是在我眼前浮现。”“更可怕的是，我在给她们拍过照片之后才知道，她们都将被送进毒气室。”

　　尽管时光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有关大屠杀和纳粹集中营的恐怖故事，依然让人不寒而栗。近日，这位曾经为奥茨维辛集中营的囚犯拍照的摄影师，在波兰一家电视台讲述了自己可怕的过去。节目播出后，美联社记者很快赶往这名摄影师位于波兰南部的家乡，对他进行了专访。

　　这位名叫威廉·布拉斯的老人如今已经89岁高龄，他看上去精神矍铄，待人很友好，思维也很敏捷。但是，在他回忆往事时，他的声音依然会不时地颤抖。（本版文字：饶贞）

　　本报综合报道

　　1940年春天，22岁的小伙子威廉·布拉斯试图从被德国占领的波兰逃走，结果被抓了回来，并被当作政治犯送进了奥茨维辛集中营。二战爆发前，布拉斯曾在波兰南部卡拖维兹的一家照相馆工作。于是，纳粹将布拉斯送到了集中营的摄影和身份鉴定部门，命令他为该部门工作。

　　与纳粹党卫军一起工作

　　布拉斯虽然不是犹太人，但进了奥茨维辛集中营却还能够活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臭名昭著的奥茨维辛集中营，在二战期间夺走了大约150万人的生命，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这里的囚犯或是死于毒气室，或是被纳粹枪杀，或是死于疾病、饥饿和殴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布拉斯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摄影工作。这份工作使他能够获得比其他囚犯稍微好一些的生活条件。有时候，布拉斯也通过帮纳粹照相，来换取一些食物。

　　布拉斯回忆说：“他们让我去洗了个澡，然后让我穿上了一套新的囚服，就把我送到了另一个地方。”由于他和纳粹党卫军在一起工作，因此他总能比其他囚犯保持得干净些，“但前提是不能冒犯党卫军”。

　　拍下几万张囚犯照片

　　作为该部门的唯一一名职业摄影师，布拉斯被命令拍摄了众多囚犯的照片，用于建立集中营的档案。他说：“我大概拍了4万至5万张那样的身份照片。”

　　布拉斯回忆说，有时候，一些囚犯被殴打得遍体鳞伤，拍出的照片实在连脸都看不清。“于是，他们就先被送回去，等过些时候再来照。但有时候一些人就再也没有回来照过相，因为他们很可能马上就被处死了。”

　　亲眼看到文身人皮

　　在给其他囚犯拍完身份照片后，布拉斯又被安排了新的任务，其中一项就是给囚犯身上的文身拍照。布拉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名来自波兰格但斯克的囚犯泽林斯基。布拉斯拍摄时，泽林斯基非常不安地摆弄着桌子上的汽车钥匙。

　　布拉斯说：“他的背上有一个很漂亮的文身。那肯定是某个艺术家为他文的，因为上面的天堂画得实在太美了。文身上画着亚当和夏娃，还有天堂里的一棵树。画面上的夏娃正在递给亚当一个苹果。这个文身真的非常漂亮，是用蓝色和红色两种颜色文的。”“在那之后的一天，大概过了一个月吧，我的一个在火葬场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东西，要拿给我看。后来我看了。”布拉斯的声音颤抖了一下，说道：“那块文身的皮被从那名囚犯的背上割了下来。他们把皮整张割下来，然后拿去晒干了。”布拉斯说，是党卫军医生命令这么做的。

　　拍过无数犹太女孩

　　被送到奥茨维辛集中营的囚犯，大部分马上就被直接送进了毒气室。不过，也会有一些囚犯被纳粹挑选出来做苦力，或是被送去做实验。这些囚犯都会被送去拍照，至少在1943年之前都是这样（从1943年起，纳粹开始在囚犯手臂上刺上代号）。然而，就是在那之后，布拉斯的工作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1943年的一天，布拉斯的上司、一位名叫伯恩哈德·沃尔特的党卫军军官，把他叫到了办公室。在那里，还有一位穿着笔挺军装的党卫军军官，但布拉斯并不认识他。这名军官很有礼貌地称呼布拉斯为“先生”。后来布拉斯才知道，这名军官就是臭名昭著的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尔。在奥茨维辛集中营里，门格尔对数不清的囚犯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医学实验。“门格尔对我说，他打算送些犹太女孩来拍照，而且拍摄的时候她们都会赤裸着全身。他命令我拍一张正面的全身照，然后拍一张背面的，再拍一张侧面的全身照。”

　　为人体实验囚犯拍特写

　　布拉斯回忆说，不久后，就有15名犹太女孩被送了进来。“这些女孩都被命令脱掉了衣服，她们大概就十五六岁的样子，有些大概二十五六岁。”布拉斯停顿了一会，说道，“那个场面真的让人很不舒服。”

　　“我告诉她们站直身体，然后我不得不把镜头往后退，才能拍下她们的全身。我完全照门格尔的要求拍了照片。”之后，这名纳粹医生又命令布拉斯为他正在进行“实验”的囚犯进行拍照。于是，一些犹太双胞胎、侏儒，以及患有坏疽性口炎的犹太人被送进了办公室。

　　“他要求我对这些病人拍特写，我只好用很强的闪光灯，拍下他们下巴的骨头。”

　　“后来，我的上司把我叫了进去，门格尔医生表示对我拍的照片感到很满意，说这正是他所需要的。”

　　当记者问布拉斯，对于自己拍摄这些照片有什么感觉时，他回答说：“这是命令，囚犯根本无权反抗。我不能说‘我不想干’。我只能服从这些命令。我所做的事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我尽量有礼貌地对待她们。我向她们解释，在这里不用害怕，不会有人伤害她们，也不会有人对她们大喊大叫。”

　　所有照片差点被烧掉

　　1944年底、1945年初，盟军开始向柏林进军，纳粹开始慌忙掩盖自己的罪行。布拉斯拍摄的一箱箱照片，都被运送出了奥茨维辛。就连他也不知道这些照片都被送去了哪里。

　　1945年1月，前苏联军队包围了奥茨维辛，布拉斯的上司沃尔特对还在集中营的照片感到很担心。他对布拉斯说：“把所有东西都拿去烧掉。所有的照片、底片和文件，通通都烧掉。”

　　照片被保留在博物馆

　　不过，沃尔特并不知道，底片是具有耐火性的。沃尔特离开后，布拉斯和其他囚犯赶快用水把火浇灭。虽然布拉斯拍摄的大部分照片都已经找不到了，但还是有一小部分被保留了下来。由于纳粹规定集中营的照片都不能写上摄影师的名字，因此现在已经很难证明这些是布拉斯拍摄的。不过，在前一段时间上电视的时候，布拉斯认出了一些还记得是自己拍摄的、如今保存在奥茨维辛博物馆里的一些照片，并讲述了它们背后的故事。

　　奥茨维辛博物馆的发言人表示，当时纳粹拍摄了大约20万张这样的照片，在上面还注明了囚犯的姓名、国籍和职业。其中大约4万张照片被保存了下来，一些还伴有身份证。现在，在奥茨维辛博物馆展出的照片有2000张左右。另一些则被保留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

　　他幸运地活了下来

　　在前苏联军队攻占奥茨维辛前，纳粹将布拉斯和数千名囚犯押送转移到了奥地利。几个月后，美军将布拉斯从被关押的监狱里救了出来。当时，他瘦得只剩下不到40公斤。

　　在一家美国医院接受了康复治疗后，布拉斯和他在二战中幸存的家人一起，于1945年7月回到了波兰。本来，他还想继续从事摄影，但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法做到。最终，他开了一家食品公司。布拉斯说：“我没有相机，我什么都没有。经过所有这些，经过门格尔医生让我做的那些事后，摄影总是让我感到很不舒服。当我举起相机时，眼前好像就会看见我曾经拍摄的那些赤裸的犹太女孩。他们在我脑海中不断地浮现，我只好不再拍照了。”

　　如今，布拉斯的家里依然放着一台二战前他使用过的柯达相机。但这台相机一直只是安静地躺在那里，再被也使用过。（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