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呈祥
今年,是著名导演蔡楚生诞辰百年。电影界缅怀纪念蔡楚生,自然首先想起了他的代表作《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两部彪炳中国电影史册的经典名片。
前者是中国第一部国际获奖影片,于1935年在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上摘得“荣誉奖”;后者,不仅轰动影坛,而且在世界电影发展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被夏衍称为“中国电影新发展途程上的一支路标”。 两部作品的共同之处,是紧扣动荡时代,面向社会大众,创造了“票房奇迹”。《渔光曲》上映84天,主题歌唱片畅销10万张,一时间,大家小户无人不唱《渔光曲》;而《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连续放映3个多月,观众达712874人次,创下了20世纪40年代国产电影票房的最高纪录。
蔡楚生堪称面向大众的典范。他心向大众的情怀,非天生成就,而是少年从影,自学成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左翼文艺运动中熏陶浸染而逐步形成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影界,可谓三分天下:一是“明星”公司,主要拍摄通俗言情剧,以迎合市民观众;二是“天一”公司,主要生产历史古装片,以取得海外华人的青睐;三是“联华”公司,主要制作文艺片,以满足知识分子阶层的偏好。蔡楚生初入“天一”,干过剧务打杂;再转“明星”,师从郑正秋,做过副导演;最后经史东山力荐,进入“联华”,当上了正式编导。他开始编导的影片,如《南国之春》、《粉红色的梦》等,虽然带有惩恶扬善的进步倾向,但主要是虚幻的情爱故事,着意于影像美感和形式功能。这理所当然遭到左翼评论家们的批评。他们一方面肯定他的“难能可贵的才华”,一方面尖锐批评他“以唯美掩饰现实”,只能被“迷恋画面的观众喜欢”,而“为‘九一八’战乱现实忧心的观众”所“置若罔闻”。蔡楚生的高明,正在他不仅未被这些左翼批评吓跑,反而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思想,审视了自己的创作。他说:“由于这两个盲目的制作接触到现实的‘碰壁’,我清醒过来了”,认识到编导应当是“一个有独特的作风、正确的认识、而为大众所有的作家”。“时代的严重性使我感到极度的恐慌和窒息!我不能再在象牙的宫殿外面彷徨,我不能再在诗一般的境界里追寻着美妙的梦幻”。他毅然加入了左翼文艺组织———中国电影文化协会。自此,曲折的经历、丰富的实践和左翼批评的营养,令他自觉地遵循“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和广大的群众接触”创作思路,辛勤耕耘,忘我劳作,一发而不可止地编导出《渔光曲》、《新女性》、《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传世佳作。
可见,蔡楚生之为蔡楚生,还在他是一位服膺真理、善待批评的文化智者。他之所以能在当时的人文环境和市场条件下创造“票房奇迹”,其奥秘即基本经验就在于:首先,在选择题材上,一定要感应时代脉搏,触动社会神经,为大众鼓与呼,做到“有思想”;其次,在创作上,一定要故事情节曲折丰富,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影像画面制作精良,做到“有艺术”;第三,注重把“思想”艺术化和让“艺术”内涵“思想”,做到“有艺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艺术的和谐统一”。惟其如此,蔡楚生的代表作既认同革命意识服务大众,又不是简单的政治思想传声筒;既表现进步理想,又颇具艺术感染力吸引力;最终能以社会问题与通俗表达这双重效力赢得大众,创造了“票房奇迹”。
反观今日影坛,蔡楚生创造“票房奇迹”的经验仍给我们以宝贵启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势,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电影如何继承中国电影百年优秀传统,借鉴世界电影的有益经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极富时代精神、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的作品去赢得观众确实是一个崭新课题。毋庸讳言,以蔡楚生为明镜,我们有的“国产大片”在题材选择上,只为“卖点”,远离了时代,也就远离了大众。在创作上,淡化故事,叫人不知所云;人物形象苍白无力,更与民生无关;选择演员,只重“人气”,不问其思想艺术修养可否胜任角色;投资巨大,制作排场,视听奇观给人快感,却有意无意淡化了观众的精神痛感和思想能力。在宣传上,不是靠作品具有的有艺术的思想性和有思想的艺术性的统一,而是凭与作品毫无关系的商业“炒作”。此风断不可长!
缅怀先辈,继承遗志,蔡楚生创造“票房奇迹”的宝贵经验值得汲取。
《人民日报》 (2006年03月16日 第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