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有奖评新闻
尹鸿
在中国近代史上，“晋商”似乎是横空出世，似乎又是昙花一现，那些古老的当铺、钱庄、票号、商号，是晋商留在历史上的符号和印记，而在山西大地上已经屹立数百年的乔家大院，似乎成为了“晋商”传奇历史的物质见证。《白银谷》、《龙票》、《昌晋源票号》以及那些关于晋商的电视专题片，都试图为当代人还原这段历史。应该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45集长篇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才真正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用一个乔致庸的艺术形象建构了关于“晋商”的大众常识：以乔致庸为代表的“晋商”，以家国一体、义利同求、商政共谋为特点，共同创造了一段辉煌而悲壮的中国商业历史。
从《雍正王朝》、《汉武大帝》到《乔家大院》，导演胡玫不满足于用一个历史故事来仅仅取悦观众，赚取收视率，总是试图“解释”历史，在解释历史的时候，更要讲述现实。而作为一种“艺术”，他们也试图呈现一种“人生”或者一种“命运”，从而创造一种美学价值。这是《乔家大院》与当下流行的一般历史剧最不同的地方。这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一种对于历史的对话渴望。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它为远去的历史提供了鲜活的生命，从而艺术地建构了一种历史常识。
《乔家大院》的历史视野从第一集就暴露无遗了。老一代的乔家长子带着对“二弟”乔致庸“读书———考试———做官”的传统士大夫道路的无限寄托含恨去世。而乔致庸却以一种与传统格格不入的洒脱、自然、热情、极端的“新形象”踏上了一条赶考之路；而他大闹贡院门口的慷慨陈词，似乎正是他以通兴商、以商兴国的宏伟抱负的宣言。电视剧这旧的一死新的一变，似乎暗示了中国正在经历一种历史性的转折，而乔致庸就是这个转折的象征。正是这种张力，使这部似乎描写家族创业的电视剧有了一种“史诗”的视野。
于是，该剧在政治、商业、家庭的三个维度上，叙述了乔致庸从19岁到89岁以通兴商、以商兴国的传奇过程。他要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商业梦想，他还要以商兴家、以商兴邦，于是展开了爱恨情仇的人生长卷。他为救乔家于危难之际，与土匪和欲置其于死地的商家斗智斗勇；为疏通茶路，冒死南下武夷山、偷渡长江，被太平军拿获，九死一生。为造福商家和民众，创办遍及全国的票号。在这个“创业”过程中，电视剧将乔致庸的个人故事放到了晚清中国的宏大背景上，新与旧的时代冲突、中与外的民族冲突、义与利的道德冲突、胜与败的事业冲突、分与合的感情冲突，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斑斓的晚清中国社会历史画卷。无论是科举考试的现场，还是北京的商贾市井，乃至慈禧的山西逃难，都成为电视剧将个人故事与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的历史舞台。应该说，《乔家大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晚清历史的艺术复原。这也是这部电视剧不同于众多历史电视剧的文化价值。
在人们的热烈议论中，不少人对乔致庸“疯癫”形象的塑造乃至陈建斌稍显“夸张”的表演提出了一些质疑。但从收视反映来看，观众在与自己的电视经验的对话中，还是接受了“乔致庸”的形象定位。《乔家大院》以它人物性格的鲜明、历史场面的逼真、戏剧冲突的紧凑，民族之情、家庭之情、爱情和友情的强烈以及精致、细腻的制作征服了观众。在“乔致庸”身上，体现的不仅是一个商人的智慧、热情、勇气，更体现了一个中国商人爱国、诚信、道义的精神。晋商作为晚清中国商业经济的代表，被乔致庸演绎得有声有色。这也成为了该剧被观众认可和喜欢的原因。
该剧的最后，乔致庸面对镜子中89岁的自己，有一段自我的反思，这是电视剧试图完成的对乔致庸、对晋商、对中国本土的民族商业的一个总结，一种殇怀。乔致庸身上所体现的中国式“商魂”，以义求利、以德致富、以家救国，虽然是如此的光彩照人，但这种商魂，在一个国将不国、纲纪难守的历史大动荡中，却成为了一曲绝唱。最后乔致庸的仰天辞世，是一种历史的告别，也是一种历史的警戒：商之兴亡与国之兴亡是联系在一起的。
很难说《乔家大院》和乔致庸是否能够完全还原出“晋商”的历史，而创作者对“乔致庸”的偏爱过于理想主义，使该剧的理性深度受到制约。但是该剧提供了一面生动的历史镜子，这面镜子会帮助我们反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义与利、家与国，是否可能获得一种伦理的平衡，以诚信为根本的中国儒商精神是否还可以或者应该得到我们的重新认同，以救赎财富带来的沦丧。
《人民日报》 (2006年03月16日 第九版) | |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