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不要理性？答案自然是，要。改革要不要直觉，答案似乎就不那么简单了。不同的人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比如时下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和评论家鄢烈山，对这个问题就持一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前者否定，后者肯定。

　　张维迎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针对目前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中“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的状况，要求人们学会理性思考。他说，直觉对我们理解现象是重要的，但通常不够，如果没有严谨的逻辑分析，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由直觉导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所以，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鄢烈山则在《经济学家的理性岂能排斥大众的直觉》一文中认为，普通人的直觉判断有可能比专家学者的实证数据和逻辑推理更接近于真相。两人都举了事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看来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理性和直觉不能说谁优谁劣，它们具有不同的适用领域，而且，两者也无法做到完全分开，理性中有直觉，直觉中也包含着理性。所以，要比较两者，须放在具体的场合和语境下，否则就可能出错。

　　既然争论不清，不如换个角度，即为什么学者一再呼吁要理性地思考改革，而民众却一再直觉地对待改革，又如何看待民众对改革的这种情绪化态度？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知识背景和逻辑训练的不同。学者特别是经济学者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决定了他必须理智而冷静地看待事物，民众则不像学者，有一个预先的分析手段供他去观察，所以，他可能更多地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去感知和看待事物。以经济改革为例，民众可能更多地从自己的处境出发去理解改革的意义。

　　这样看问题就会发现，当一场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措施被民众质疑时，对我们来说，首先想到的不应是简单地斥责民众的情绪，而应是反思改革存在什么问题，它何以引起民众的反对。

　　民众的直觉是从经验出发得出的看法，带有鲜明的个人体验。民众虽然可能不清楚改革的宏大意义，但假如他在改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者利益受到了损害，那么，这种感受一旦被外界所触动，就会引起情绪反应。

　　这两年关于改革的争论，之所以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触到了社会的痛处。这个痛处就是，社会转型的巨大变革已经把贫富差距、强弱对立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民众在心理上有一种被剥夺感。这种感觉也许不是由真正的改革所触发的，但因为在现实中损害民众利益的举措都是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的。

　　比如，我们看到，在国企改革中，企业界热衷的仅仅是MBO，让管理层收购企业股权，让管理层先富起来，职工被完全排斥在外。政府往往注重经营者激励，忽视对普通工人的激励。当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到管理者或者民营企业家手里，而职工的利益却受到侵害时，他们肯定不会接受这样的“改革”。所以，应该在学者与民众对改革评价的巨大反差中，看到现实改革路径的缺陷。

　　中国改革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毫无疑问，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改革需要理性的思考和周密的规划。从这个意义说，学者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情绪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须理性，不能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患得患失。但是，不被大众情绪左右和俘虏，并不表示改革者就可以罔顾民意或者轻视民众的情绪反应。相反，必须认真考虑民众情绪产生的原因。因为一个人、两个人抱怨改革措施也许说明不了问题，当成千上万人都有抱怨情绪感觉自己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时，就应该警惕了。

　　最后，我想引用一个故事来回答我对理性与直觉问题的看法。一个盲人在森林里迷路了，左寻右找找不到路，还被什么东西绊倒了。盲人在地上摸索，发现自己跌倒在一个瘫子身上。盲人和瘫子开始交谈，悲叹自己的命运。盲人说：“我已经在林子里转了很久了，因为我看不见，怎么也找不到出去的路。”瘫子说：“我也躺在森林的地上很久了，因为我站不起来，怎么也走不出去。”谈话中瘫子突然大声叫起来：“我想起来了，你把我背在肩上，我来告诉你往哪里走，我们联合起来就能找到走出森林的路。”

　　在这个故事里，盲人代表着理性，瘫子象征着直觉。现实中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学会整合两者，才能找到走出森林的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