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胡锦涛:要毫不动摇坚持改革方向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3月6日下午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他说，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新华社3月6日电

　　温家宝:改革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面对新的任务，需要更加清醒，更加坚定，更加努力。

　　要坚定，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2006年1月23日，周瑞金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财经》杂志发表文章《改革不可动摇》。2月26日和3月14日，结合一些热点问题，记者就《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两次对周瑞金先生进行了专访。

　　此次改革争论以民生问题为主

　　记者：您怎样理解胡总书记的讲话？

　　周瑞金：我认为他的讲话包括了坚持改革方向的坚定性、坚持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坚持改革举措的协调性、坚持改革利益的普惠性这四个方面，并且将它们有机结合了起来。非常完整地回答了我们“怎么来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

　　目前改革开放事业面临一个“拐点”：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面临着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今年要制定和执行十一五规划的关键时候，中央领导强调要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表明了中央鲜明的态度。

　　所以我们应当明确，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定能够在深化改革中解决；也只有靠深化改革，才能够正确解决这些问题。

　　记者：今年年初，您的《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写文章参与这场讨论。撰写这篇文章之初，您是否有所预料？

　　周瑞金：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事先还是没有料想到。我发现从2004年以来，关于改革的讨论越来越集中；对改革中一些问题，大家意见比较大。这不能不引起我的重视，所以才写这篇文章。

　　记者：15年前，您曾用“皇甫平”的名字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引起很大反响。现在这篇文章和当时的文章之间，有哪些历史联系？

　　周瑞金：联系历史来讲，改革的发展是两者的纽带。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应该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发展并确立起来的。我同意吴敬琏先生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第一次大争论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具体是从1982年到1984年，一直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统一了认识。这段时间我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市场化的改革，应当是建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第二场争论是从1989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统一了大家的认识。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提法，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大进展。1991年春节，邓小平到上海的讲话就更明确了。所以15年前以“皇甫平”署名发表的文章，实际上主要是宣传了邓小平市场经济改革思想。

　　从2004年以来进行的是第三场争论。这次争论是由市场化改革中产生的新问题、新矛盾引起的，和15年前有很多不同。15年前的文章主要涉及当时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就是围绕着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而展开。而现在这场争论主要表现出来的却是以民生问题为主，包括教育、医疗、住房三大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过大等，我概括为社会公共品的供应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

　　三大领域矛盾凸显市场化改革不够造成

　　记者：围绕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大领域，争论很热烈。有人认为这三个领域的问题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也有人认为是过于市场化造成的。您对此怎么看？

　　周瑞金：我的观点是，在这三大领域改革中，目前出现的这些问题，从整体上看是市场化改革不够的结果，而不是市场化过头的结果。

　　记者：为什么人们对此会有不同的结论？

　　周瑞金：人们之所以得出不同结论，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对“市场化”的理解不同。我所理解的“市场化改革”是指真正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需要包括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法律体制等等广泛的不同层面来保证的。在反思教育、医疗、住房三大领域改革中存在的新矛盾、新问题之后，我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起了变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还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从而引发很多新矛盾、新问题。目前矛盾的焦点在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而不是市场化改革过分。

　　到了新世纪，由于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也主要从对私人物品消费的需求转到对社会公共品的需求。

　　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和低效引起的矛盾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现在即使是低收入人群，最关心的社会问题也集中于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公共品的供给从住行到了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司法公正、信息对称，还有环境保护等等。这都属于公共品的提供范畴。

　　记者：这也就是您提出这个判断的依据？

　　周瑞金：是的。正是基于此，我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次争论就是因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从私人品的匮乏转变到了公共品供给不足和低效。因此当前这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政府公平公正地向民众提供社会公共品不够的问题。

　　记者：这种公共品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周瑞金：伴随这么多年来经济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相比，你想我们的各级政府是否考虑要充分发展公共事业？它们对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廉价住房、社会保障、司法公正、社会治安等给予的关注是否足够？实际上许多地方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追求GDP的增长，放在改造城市、建高楼大厦上。从乡村到镇，从县城到大城市，办公楼总是盖得漂漂亮亮的；与此相对照，老百姓迫切要求解决的看病贵、上学难、住房贵等问题则考虑得不够。

　　记者：造成这种状况，根源在哪里？

　　周瑞金：这暴露出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些问题，政府职能没有完全转变过来。这样在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成为利益主体，而不是服务主体。十一五规划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在诸项改革之首，我认为非常及时、非常正确。

　　记者：作为上层建筑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不能很好适应现实的变化，是否与历史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周瑞金：我看应该是这样。可以这样讲，今天的新问题也是旧体制弊端的一种。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运作仍然没有完全突破旧行政管理体制框架。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和政治体制相配合的。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相比，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还不够完备。

　　改革既得利益者弱势群体包括在内

　　记者：目前，不少人认为已经形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

　　周瑞金：我们这些人，包括弱势群体在内，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所有人都不能够脱离改革现实，改革跟每个人利益关系密切。现在人民整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即使是比较困难的家庭，与20年前相比，生活是不是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的自由度，个人的发展，包括平等的权利，都大大提高了，这都受益于改革本身，所以不能够认为只有那些富人才是改革的得益者。

　　记者：现在有的人担心，如果中国未来的改革由既得利益集团主导，将更不利于社会公正。

　　周瑞金：至于所谓既得利益集团来主导改革，我认为目前并没有能形成一个影响政府决策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的人大、政协虽然吸收了一部分企业家，但他们是一个社会阶层的代表，要在国家法律的框架内与其他各阶层的代表共同参政议政。所以所谓改革既得利益集团的提法本身是要打个问号的。有企业家参加到人大、政协中来，也有企业家入党，并不能因为这些现象的存在就认为他们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

　　在改革过程中有人得益多，有人得益少，但我们改革的主导权还在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具体分析，不要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无限夸大，要更清醒、更理智地来分析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

　　(据新京报记者陈宝成北京报道)

　　周瑞金　笔名皇甫平，1939年10月生于浙江省平阳县。曾任《解放日报》评论部副主任、主任、编委、总编助理、副总编辑、中共解放日报委员会书记兼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等职。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