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日前在广州作了一场《怎样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报告。他称，以目前中国国情看，最需要的是任天堂和盖茨这种会赚钱的人才，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什么用处（见昨日本报）。

　　这话刺耳。杨先生作为首位获得诺奖的华裔物理学家，在高校教育的话语权上，占据着权威地位。可权威并非意味正确。

　　自杨叶落归根再续新婚后，他似乎对晚年生活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逸感。爱屋及乌，他对中国高校教育现状总是称赞有加。去年杨就说过一句话：“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可事实是中国高校的诸多弊端，已使国民很愤怒。说实在的，杨的权威话语总能让人激起某种乐观情绪，可欣喜之余往往会油然而生莫名的酸涩。就拿诺奖来讲，中国果真没有拿一两个的必要？当我们看到周边的日本、韩国、印度，甚至国力大不如我们的巴基斯坦等都能获得诺奖时，就不是要不要诺奖的问题，而是羞不羞的问题了！

　　伊索有言：掩饰一个缺点就会暴露另一个缺点。在未竞事业面前，我们绝不能自欺欺人地轻易放弃。当然，我们可以对诺奖的公平性提出质疑，但是，绝不能由此就以“不抵抗”态度来对待诺奖的国民诉求，特别在诺奖代表团即将访华之前。我更担心的是，今后在核心技术和高端社会人文领域里，国人会否成为永远的看客？

　　因此，杨先生的“诺奖无用论”是一种怯懦的学术自闭行为。

　　张少华（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