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小学语文课本里读李庄的文章；八十年代初，我进人民日报，认识了李庄。

　　在报社见他时，“李总”两个字我叫不出口，当时没人那样叫，他也会不高兴的；“老李”两个字我也叫不出口，觉得不恭，尽管这是报社的尊称。我称他为“李老师”。因为，我读新闻研究生时，他和许多前辈都是导师，在我心中，他确实是老师，是我在人民日报最敬重的老同志之一。3月3日，我在广西柳州参加一个会议。报社办公厅许宇勇主任告诉我：“李庄同志今天去世了。”虽然这个消息并不突然，但听到时，我泪流满面。此后几天，心中时时想起他，连续几夜失眠。我在评论部工作近20年，他是社领导，但大领导对我们这些小编辑没有一点架子。他愿意给我们说话，我们也愿意给他们说话。有一次在报社院里走到一起，他边走边对我说：“您是河南人，我是河北人。”他还说：“我家是当地的地主，还是大地主呢！有几百亩地，实话说，日子是不错的，但我还是出来了。”没有官话，没有大话，都是实话。这就是李庄。他可能不知道，他这几句话，给我这个背了多年“出身包袱”的人是多么大的安慰和鼓舞。

　　80年代初，报社条件差，包括李庄这样的大领导家里恐怕也没条件洗澡，他和我们一样到报社印刷厂一楼公共澡堂洗，一块钱一张票。有天下午下班后，我去洗澡，见李庄也在洗。我先喊了一声李老师，他开了个玩笑说：“咱俩都是大个子。”有印刷厂的小青年也在洗澡，不知是因为浪费水，还是朝人身上乱泼水，他想管没管住，可能小青年把他当成一个退休老头了。李庄叫我：“德民，把贾锟叫来！”心里急，有点口吃。贾锟是当年的印刷厂厂长。我急忙穿上衣服，跑出去给贾锟打电话，让他速到澡堂去。几天后，我碰上贾锟，问他此事怎样解决的。贾锟说：“第二天，我带着小青年到老李办公室认错，小青年一声‘李大爷，我错了！’把老李逗笑了，老李像对自己儿子一样说‘没事了！没事了！’”他就是这样朴实、亲切和善良。

　　90年代初，我把平时写的关于新闻评论的心得汇集成一本书，送李庄一本请教正。收到书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说平时要有积累，把做过的、想到的，记下来，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必有收获，必有成就。1995年我获韬奋新闻奖，他是评委会主任。获奖之后，我给他打电话致谢，他说：“当评委，不能凭印象，每个人的材料我都仔细看了。”

　　他退下来后，我到他家和医院看望过，送过两盒家乡的茶叶“信阳毛尖”，不知他是否喝过这杯清茶？他就收过我这一点礼，而我欠的太多了，再也没法偿还了。说来巧合，3月3日，李庄去世；16年前的3月3日，，家父西塘先生去世。父亲去了，老师去了，我也年逾花甲了，但时时想起父亲和老师，我永怀崇敬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