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思想之熊培云专栏

　　起伏于巴黎及外省的学潮又一次把世界目光引到了法国的“街头政治”上来。有媒体报道说，骚乱已波及三分之二的法国大学。连日来，法国防暴警察与抗议学生在索邦大学附近发生激烈的冲突。得知索邦某机构的部分绝版图书竟被激进学生焚毁后，一位索邦老同学立即给我发来消息，评论法国正在遭受一场“少数人暴政”，而巴黎一些媒体为了更好地兜售新闻，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这场运动。

　　索邦大学广场内外的某些激烈场景难免让人会想起1968年的“五月风暴”。不过，有一点区别是重要的:1968年的风潮是学生们要求政府改革教育体制而引发的，而发生在今日的这场学潮，则是学生反对政府改革。前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后者则为了保守既有的利益。

　　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法国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法国的失业率始终在10％左右徘徊，而25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则接近四分之一，无疑它已成为法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当然，这对于志在赢得2007年法国总统选举的现总理德维尔潘而言，既是压力也是机会。在成功解决了几个月前的骚乱后，德维尔潘推出CPE(首次雇用合同)便是着手解决就业问题的积极举措。

　　首次雇用合同针对法国当前劳保法对企业雇主不得随意解雇职工的有关条款内容进行改革。由于现行法律对雇主解雇职工设置了种种苛刻条件，导致雇主不愿也不敢轻易招聘员工。为了解除雇主的顾虑，必须赋予雇主更多随意解雇员工的自由。应该说，这是一次给企业松绑，给青年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给社会增加活力的重要变革。然而，其所受到的抵制，让德维尔潘政府始料不及。

　　反对者认为，这是法国在劳动者权利保护方面的一个明显倒退，而以26岁为界制定政策更是“涉嫌违宪”。甚至有好事者奉劝德维尔潘总理，要么尽早收手，要么提前结束在马提翁府的“政治实习”，继续为法国改革派总理涂抹悲情。

　　在以前有关拉法兰改革的文章中，我曾经将人类的政治理性分为大脑理性与肠胃理性，前者注重长远宏旨，后者注重眼前利益。早在一年前，推行教育与退休制度改革的拉法兰被迫下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的大脑理性与民众的肠胃理性严重脱节。鲁迅曾经无奈地感慨:“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坟·娜拉走后怎样》)对于今天的法国来说，改变同样是难的，政府搬动个凳子便会有人上街。二者相同在于，无论是在什么政治形态的国家，改革阻力主要都来自既得利益者。一方面，改革让他们失去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对于即将得到的东西又缺乏信心。不容否认，过去几年间，无论是拉法兰政府为提高法国国际竞争力的改革，还是希拉克积极促进欧盟建设的欧宪投票都证明了政府与民众、精英与底层社会之间存在的这种“理性分歧”。

　　在法国，人们关于希拉克的印象是他总是说着一些“正确的废话”。眼下，希拉克与德维尔潘都号召“积极对话”。但是，从政治传播的角度来说，在此我们要强调的是:解决政治争端时，仅注重对话是不够的。我们要注重对话，同样也要注重“隔阂”。那些以为凡是纠纷皆可“诉诸对话”解决的想法，不啻为一种“交流乌托邦”。

　　如威廉·詹姆斯所言，人困于皮肤与颅骨，永远不可能像透明的天使那样自由而充分地交流。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强调并注重“隔阂”的存在及其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交流的失败”或者“隔阂”正是个体自由与人类幸福的前提——正是因为“人际隔阂”与“文化隔阂”的存在，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人类“同心却不同德”的自由，以及文化多样性给世界带来的斑斓色彩。

　　同样，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国家，无论政府或者知识精英抱着怎样一种改造社会的宏伟蓝图，都要注意到这种“合理的隔阂”或“合理的偏见”的存在。它不是凭借对话便可以妥善解决的。事实上，那些在思想或者政治上的大一统观念，都暗藏着一种政治传播上的天真——人心隔着利益的肚皮，每个人都有心灵的边界，它是不可能彻底打破的。正是这个原因逼迫着那些试图在政治上谋求远大前程的人，去寻找更高的政治智慧，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做更具体的、更通盘的考虑。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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