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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伦理学专家于回忆之中定位自我
人物
何怀宏，1954年出生于江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生命的沉思》、《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良心论》、《世袭社会及其解体》、《底线伦理》，译著有《伦理学概论》、《道德箴言录》、《沉思录》、《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正义论》（合译）等。并在1998年11月获得内地首次民间学术基金奖———正则思想学术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和《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对中国近三千年传统社会的历史提出了一种新的系统解释。 “在与外在的环境、尤其是社会政治的关系方面，我是一个‘有承担的旁观者’，而在内在的、思想学术的方面，我是个‘有倾向的提问者’。”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大青山下麻木而坚定着
1972年，我高中毕业在搬运公司工作了一年，年底离开老家江西，到内蒙古当兵。之后的十一年，在很艰苦的地方待过（大青山下），很繁华的地方也待过（京津沪）。开始在内蒙古的六年是相当艰苦的，冬天上岗要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中走上半个小时到哨位，站一个小时的岗再走回来，每次冻得够透的。这样，从新兵到老兵，再当副班长、班长、排长，后又到机关做干事，似乎离“书生”越来越远了。但在那个过程中，还是有一些机会让我没有完全脱离读书的爱好，比如说被调到报道组、理论组，可以暂时脱离紧张的生活，有一些相对安静的时间去找一些书来读。也许就是一些这样的机会救了我，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本性还是一个读书人，没有让我变成一个不思不想的人。
另外，我想我的读书的趣味和习惯养成，可能还和中学时候的几个好朋友有关，当时我们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到处找书、甚至从封闭的图书馆偷书看。我到了军队，他们还给我送书籍。我自己也培养了一种嗅觉，能够从几乎人们想不到的地方借到书看。
入伍前，我是个比较瘦弱也比较脆弱的孩子，刚到部队，连电话都不太敢接，经过了那几年的磨炼，应该说性格变得相当“麻木而坚定”了。也可以说培养了一些能力，比如说，给我两百人的方队和三个月的时间，我可以将他们训练得能整齐划一地通过大阅兵的广场，但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与我本性不同的能力啊。
几个人的死让我选择了伦理学
1977年、1978年两年，可以考大学了，但我所在的部队却没有报考大学的机会，年轻干部转业也很难。幸运的是1979年初我被调到上海空军政治学校理论教员队学习一年半。当时我的主要精力都用来学外语。出来时，看英文书已没有多大障碍了。所以，1984年就直接报考了硕士研究生。
我后来之所以能比较顺利地进入大学学习，还有一个直接的契机是我1980年8月从上海空军政治学校被分配到了北京空军学院，在北京有一个好处，就是借书很方便。在北京也能接触到最好的大学和研究出版机构，并慢慢在其中认识了一些很好的朋友。
在人大读研究生，只用了四年。两年读硕士，两年之后，因为成绩优秀，又有文章发表免试转为博士生，而1988年我就办博士生毕业手续参加工作了。这是我在大学里学习的惟一四年。但这四年，在学历上等于走完了别人用十年走的路。当然，这方面能赶上来，也是因为我选择了人文、哲学，哲学的很多东西是可以自学的，而且个人的阅历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成为我的思想资源。在思想和心灵上，我无论如何还是一个“迟到者”，如果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能够在大学里，以那时的年轻和敏感，会有怎样的收获呢？后来的道路又将怎样延伸呢？我不知道，有些机会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重来。
我读研究生之所以选择了伦理学，具体的触动是几个人的死。我曾经在《一个学术的回顾》里写到过这些。而我还觉得伦理学是一种实践哲学，可以上也可以下，可以很深邃，很抽象；也可以很务实，很草根，也最适合把各种学科联系起来。但当时并不是意识的这么清楚，而可能就是一些触动，另外也有一些现实的机会，当时正好认识人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他们非常支持，还邀请我去人大给当时在高校进修伦理学的老师们讲存在主义。后来我在空军学院的时候，上面下了一个通知，要求“文革”期间的高中生必须去补课培训，然后才能通过考试获得高中文凭。当时我一边准备考研究生，一边被要求去参加中学补课，另一边又去给高校教师讲课。身份自己都糊涂了。
从硕士到博士从这栋楼到那栋楼
1984年初我考研究生的时候，感觉考试很顺利，所以，那年春天转业离开军队回江西时，东西都没有带回来，觉得肯定会回去的。那几年研究生的读书生活也比较自由，没有多少现在这样的条条框框，可以由自己掌握大量的时间。现在想起来那段生活的特点就是平静，平静反倒让人更有收获。大量的阅读和翻译都是在那一段时间内完成的，有上百万字的译著，在西学方面也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从硕士生到博士生的变化好像只是从这一栋楼搬到那一栋楼，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有一件趣事说来蛮有意思。
1986年人大哲学系招的博士生不多，只有五个人，其中还有一个是在职的。我们四个不在职的住两个房间。我跟远志明住一起，另外一个房间里是何包钢和吴潜涛。当时的生活还是比较清贫的，我们用四个人姓名的前两个字戏做了一副谐音对联，上联是“荷包无钱”，下联是“何怀远志？”横批是“三军无后”。这横批也有一说，四个人当中，我是空军出身，还有两个人分别是陆军和海军，恰巧我们三个人的孩子都是女儿，看来是没有男孩接做军人的班了。
还有一个好朋友陈宣良，《存在与虚无》的译者，他有个特点，就是首先要把他的哲学思想说出来，只有先说出来才能写出来。他时常会逮着我说话，告诉我今天他又发现了什么，跟我散步走很远，不停地讲，他是真有一些苏格拉底的风度。
有承担的旁观有倾向的提问
八十年代的热闹过去之后，学术界一下子冷清了很多。当年的许多朋友，有的去了国外，有的不得不放弃了学术研究，就像本来都是一个盆里的水，忽然激烈地一晃动，有些水花就洒出去了，再也收不回来了，不禁让人感慨，深深遗憾。那时许多学者都面临一个中期选择的问题。对我个人来说，如果说八十年代我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西学上面，那么在九十年代就主要是读古书，回到“国学”上面来了，并且中止了翻译，开始了自己的著述。
九十年代初，我开始把自己关在书斋里读古书。中期开始写《良心论》，从哈佛访学回来后又开始写《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与《选举社会及其终结》，都是和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思想和制度有关。
我好像总是喜欢处在中心的边缘，有些风口浪尖上的人物是我的朋友，但我自己不是“弄潮儿”，性不喜惹人注目，聚会一定靠边，如果说有人有“广场情结”，那我可能有一点“密室情结”。我给自己一个大概的判断是：在与外在的环境、尤其是社会政治的关系方面，我是一个旁观者，但是就像阿隆说的那样，是个心里有投入、“有承担的旁观者”（committedobserver），而在内在的、思想学术的方面，我是个提问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个“有倾向的提问者”，心里已经有了一些朦朦胧胧的答案或回答的方向，但不很肯定，不喜欢下断然的结论，所以还是疑疑惑惑，用另一个经典的比喻来说就是像多疑的“狐狸”，但是，在始终执著于某些根本的问题这一点上，又像坚持一贯的“刺猬”。
我现在觉得自己其实就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不像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也不像是一个专业意识很强，又能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学者，而本性上就是一个传统的书生，是学者还是文人也不十分清楚。
我以为，最近的半个世纪虽是社会和经济生活变化最巨最速的，尤其是最近的三十年。学者的基本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方说，一个“笔耕者”甚至不再有自己固定的笔。而用电脑键盘来敲击了。这是否会对我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这一代至少是“变”过来的，而不像年轻一代一开始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写作和思考。那么，这种“变”除了得到明显可见的好处和方便，是不是也要付出一些不可见的代价？
口述：何怀宏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
记者手记
何怀宏的学术研究最早是从存在主义开始的。在1981年3月3日的日记中，何怀宏写道：“想到我可以集中力量研究———自由问题，一个多么迷人的问题。充满诱惑，也充满危险，既为自己，也为社会。”也是在这一年，何怀宏开始了生平第一项具有学术意义的研究———对存在主义的研究。多年后，何怀宏从西学转向国学，开始探讨伦理底线的问题，“我一直试图探讨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底线伦理学。底线伦理即每一个社会成员自觉遵守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雨果说，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是为人的常轨。”这是他在《底线伦理》一书中的序言中写到的。
关于自己的学术道路，何怀宏很早曾经写过一篇《一个学术的回顾》，那是我读过的同类文章中最好的文字之一，其中的思想力，可谓是穿透纸背。但是也是这篇文章，让我对于采访何怀宏一直心存畏惧，在这篇“回顾”之外，我还能打捞出什么内容？
在跟何怀宏交谈的一个下午里，我试图打捞他在学术成长中的一些细节或者逸闻趣事，但是他往往会“顾左右而言他”。在他看来，一个思想者应该靠他的思想来表现。于是在偶尔谈到逸闻趣事之外，何怀宏更津津乐道的是他对于自己的认识，对于自己的定位。而我，在这其中感受到的，则是作为学者的何怀宏那种“温和的坚定”。《新京报》新闻热线：010－63190000、010－960963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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