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起 文
历史像个促狭老人。程维高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大秘书李真东窗事发后，专案组决定成立审计组，而奉命担任审计组长的竟然就是我这个河北省审计厅厅长！
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
河北省省委正式决定调整我的工作，是在1997年12月2日下午。尽管我预知调整我工作的事情已经提上省委书记程维高的议事日程，但我仍没想到他下手这么快。
第二天赶到石家庄已近九点。我直奔省委大楼。 组织部部长和一位副部长已在房间内等候多时了。
谈话直奔主题：“省委常委会昨天下午研究决定，你不再担任廊坊市委书记，调省审计厅任厅党组书记。厅长一职的任免，须履行法定程序。你看还有什么意见？”
我保持着最大限度的克制，淡淡地问了一句：“谈完了？”
“完了。”
“这是与我谈话呢，还是向我发通知呢？”
“谈话也就等于通知吧。”
“如果仅仅是通知，还有必要非让我起个大早跑三百多公里的路吗？电话里直接告诉我一声不就行了吗？即使我的时间已毫无价值，为公家省点汽油和高速公路通行费不好吗？”
“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说嘛！”
“这种谈话的口气和方式，我还有说的必要吗？我只想问，调整我职务的理由难道不应该向我交待几句吗？我已在市委书记岗位上工作近六年，对我的工作不应该有个什么评价么？即使组织上给我留点面子，对我存在的问题乃至错误不想直截了当地批评，可不可以指出我今后在哪些方面应注意点什么？审计厅的门口在哪我都不知道，组织上不应该向我介绍点审计厅的情况吗？难道这就是组织对一个已经任职多年的领导干部应有的态度吗？”
接下来是一阵可怕的沉默，两位部长一言不发。我十分佩服他们这种多年修炼的“冷静”，同时，心里对这种不近人情的冷酷厌恶到了极点。六目对视良久，我捺不住拍案而起：“你们平时总是口口声声说组织部是干部的娘家，我今天回娘家来了，一肚子酸甜苦辣要向娘家人倾诉，但看来我是自作多情！”
又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沉默中，我终于又慢慢地恢复了理智。我冷冷地说：“算了吧，不为难你们了。我作为一个三十年党龄的党员，在这个问题上知道应该如何去办。最后表个态：服从组织决定。只要还给我留哪怕仅有三尺的舞台，我也会千方百计把戏唱好。不过，我提个小小的要求，请你们转告程维高，我要与他面谈！一个六年的市委书记，在卸任时要求与省委书记见一个面，谈一次话，总不是无理取闹吧？”
“我们可以转达。”
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事过之后，一些好心的朋友责怪我不识时务，骂我愚蠢和迂腐，与自己顶头上司的关系都没能搞好。对此，我不想做任何徒劳的辩解。我既不可能愚蠢和迂腐到这种程度，也极清楚与能否搞好关系紧密相联的是不同的后果，但我更珍惜做人应有的最起码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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