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佳木斯棚户区的罪案

　　记者◎王家耀 朱文轶

　　马千里死了。他的家人从2005年12月11日开始，找了他3个月后看到的已经是一具难以辨认的尸体。他们都不知道马千里究竟是这3个月里的哪一天走的，也不知道按照湖北老家的仪俗，该在今年或者明年的哪一天来给这个孩子过他的祭日。

　　1996年，马千里在湖北一个偏僻农村里由一名当地赤脚医生接生来到这个世界，赤脚医生的技术粗糙让马千里生下来肤色铁青，经镇卫生院抢救才从死亡线上活过来。马建国是马千里的父亲。他说这个苦命的孩子从出生那天起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马千里5个月大就被四处谋生的他们带到天津近海县;一年半后，夫妻俩到山西大同打工，孩子被带到大同;他们在西安找活的3个月，刚满两周岁的儿子又被送回了老家;接下来到黑龙江佳木斯，马千里被在湖北老家和佳木斯两个城市之间接来送去——搁哪儿两口子都不放心。“最终还把他往死路上送。”马建国说，儿子是在拥挤不堪臭气熏天的长途大巴车里长大的，“他大了以后，我和他妈总笑话他‘你是站着都能睡着的’。”儿子陪着他们吃苦，他们则是想有朝一日能给他一个有着落的好日子过。

　　没想到，儿子被人害死了，而且是以最残忍的方式结束了不到10岁的生命。一起被害的还有其他四个家庭的孩子。这些家庭的背景大体相似: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佳木斯，以最低微的姿态生活在这个城市最破旧的角落，只是为换取他们后代命运的改善——现在，这个原本就近乎渺茫的梦想被这场从天而降的惨剧彻底击垮了。

　　害死5个孩子的犯罪嫌疑人叫宫润伯，失魂落魄的家长们知道的也只有这些。由于案情正在警方那里极为慎重地审理，“宫润伯”在他们头脑里仍然只是一个夺走他们骨肉和希望的冷血杀手，一个面目不清的恶魔。

　　遇害孩子王胜利的姑姑王秀兰说她以前肯定见过那个瘦瘦的、小眼睛、秃顶的家伙，没事蹲在街道口抽烟，还爬男女厕所的墙往里看。“天麒网吧”的一名女收银员说，她们网吧没几个人不认识这个成天泡在网吧里玩“传奇”的家伙。王胜利的爷爷王志彬说，他知道离他家不远有个以卖酒为生的房东，见面也打招呼，喊他“朱老二”，他也知道2004年“朱老二”好像把家里的一间房子租给了一个本地“陌生人”。

　　只是出事前，没人会过多注意到他。王志彬说，在这个棚户区密集的上千口人里住着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外来户，再就是佳木斯本地的下岗工人，大家过着毫不相干的生活。“不用多久，一批人就会离开佳木斯，另一批人又会进来，低矮的平房随时会有大量空租房腾出来，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有新的移民搬迁进去。”“就算有几个行事古怪的人也实在不是稀奇的事情。”更何况，这个叫“宫润伯”的嫌疑凶手除了看上去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外，没做过什么离经叛道惹人眼目的事情。这样的人在佳木斯的任何一个棚户区里都比比皆是。

　　当然更不会有人知道，这个表面上深居简出、斯斯文文的家伙曾经有过前科;他还有个弟弟，因抢劫罪入狱正在笔架山监狱里服刑，兄弟俩都是危险人物。1996年因强奸幼女罪被判入狱8年的宫润伯两年前才从监狱里放出来。佳木斯公安局一名办案人员说，户籍在“佳木斯市东风区铁厂社区1组26号”的宫润伯出狱后没有按规定到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报到，并把家悄悄搬到了向阳区松林社区的这片棚户区里。他离开了警方的视线。

　　王志彬永远也想不到，他最疼的孙女儿会被那个他根本没有兴趣了解的“陌生人”杀死在那间离他家几步远的平房里，并让他们一家人苦苦寻找了整整一年。遇害孩子白金龙的母亲甚至都要找到那间平房了，她说她在去年年底白金龙失踪后找了几十个算命先生“顶香”，算命先生们都说孩子是在她家的西北方向，她顺这个方向一路搜寻，几乎到了跟前，这片淹没在两幢高楼之下的棚户区还是被她们遗漏了。直到从彼此贴出的“寻人启事”得知大家的共同遭遇，这5家人才意识到他们生活得如此之近——他们都住在以宫润伯的租屋为中心方圆两公里范围内。这片原属于佳木斯木材厂的土地组成了这幕惨剧中所有人物的生活现场。

　　5起失踪案

　　“我看到钟表的短针在3和4之间，长针指到8，就想胜利该放学了。”她起身站在炕上，指着挂在身后墙上的钟表，“我不认识表，只能看长针和短针。”长针指到8，卜玉娥匆忙出门，一路小跑着奔向王胜利所在的佳木斯第二小学。为了节省5角钱，她没有选择乘坐直达二小的3路公交车。

　　卜玉娥说，王胜利所在的佳木斯第二小学，周一到周四下午都是15点40分放学，周五是13点多放学，那天是周三。事隔一年，卜玉娥对改变这个家庭的那一天仍然记得异常清晰，“早上，王胜利在三叔家吃过早饭，三叔提出用自行车送她和三叔家7岁的妹妹一起去二小。王胜利嫌三叔吃饭慢，就自己拿着爷爷给的5元钱，坐公交车去学校了”。

　　20分钟后，卜玉娥到达了二小门口，没有见到11岁的孙女王胜利。当时校门口已经没几个学生了，大部分都被家长接走了。卜玉娥说，她当时以为孙女一个人坐3路车回家了，并没有当回事。

　　卜玉娥步行回到位于木材厂的住处，差5分就下午17点，王胜利还没有回来。卜玉娥说，那天早上，出门前，爷爷给了她5元钱，平常都是给3元的，中午盒饭2元，来回车费1元。“我还想是不是孩子去3路车终点站旁边的超市买东西了。”她说，因为是女孩子，王胜利从来准时上学放学，再加上从外地过来，没什么朋友，也几乎不跟周围的同龄孩子出去玩。“除了在家，她就只去伯父和叔叔家吃饭。”17点以后，卜玉娥终于坐不住了，她提出，再去学校看看。

　　王志彬坐3路车赶到学校。这时候已经接近17点30分，偌大的学校，只有几个孩子还在操场上玩。找到教室，王胜利桌上还放着她平常喝水的饮料瓶，但教室早已空无一人。老两口着急了，发动了在佳木斯为数不多的亲戚朋友，先是通知了住在隔壁平房的妹妹和妹夫，然后是大儿子、三儿子。

　　围绕着3路车的行车路线开始找，3路车发车站旁边博文超市的女老板说，快4点时候，她从文久站（距离二小最近的站点）上了3路车，随后看到王胜利从后门上了3路车，往前门挤。经常坐3路车上学、回家，车站就在超市门口，因此，女老板经常会看到这个穿着蓝色校服的小女孩。10分钟后，3路车到了终点站（发车站）。女老板回了超市，王胜利从后门下车，一闪，不见了。

　　这是卜玉娥和王志彬在近乎一年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听到的关于王胜利最后状态的确切描述。“学校，医院、火车站、汽车站、火葬场、殡仪馆。”王志彬说，这是3月16日当天，他们寻找王胜利的全部路线。第二天，600份寻人启事贴在了佳木斯的大街小巷。“粉色小帽、蓝色校服带有白杠，红色毛衣、棉裤、11岁女孩。”佳木斯当地媒体《三江晚报》刊发稿件，帮助寻找王胜利。但一直没有音讯。

　　卜玉娥回到大庆老家，1个多月，没有找到;怀疑孩子被她母亲带走了，王志彬又来到哈尔滨，王胜利母亲所在地，仍然没有任何消息。2005年10月份，从大庆和哈尔滨回来后，老两口放弃了寻找。

　　半年后，12岁的姜富元成为第二个失踪的孩子。他的母亲屈冬梅说那天她出去买馒头，准备中午饭。那天是周六，读四年级的儿子一个人在家写作业。“回家儿子就没了。”佳木斯的10月天气已经开始变冷，儿子平常穿的旅游鞋还在，夏天穿的凉拖鞋不见了。由于住在棚户区平房，厕所在外面，屈冬梅想儿子可能去厕所了。十几分钟后儿子还没回来，屈冬梅托别人去厕所一看，儿子不在厕所。屈冬梅家儿子就读的佳木斯木材综合加工厂子弟小学不到1000米，很多同学都在附近住。屈冬梅于是到儿子同学家找，一个下午，跑遍了所有同学家，都没有找到儿子。

　　随后的一年里，佳木斯环绕木材厂棚户区不到两公里范围内，马千里、白金龙、武抒田3个孩子又接连失踪。

　　佳木斯的移民， 紧张的城市空间

　　这5个家庭里的大多数都是佳木斯的移民。

　　马文友是王志彬的妹夫。1984年妻子去世，因为带着孩子在老家种地生活特别艰难，他把一个10岁的孩子送了人，带着小儿子从大庆来到佳木斯，那时候的佳木斯众多大型企业都很景气。老乡老李在佳木斯木材加工厂打工，收入还不错。马文友就投奔老李来到了佳木斯木材加工厂，一年后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王秀兰。王秀兰是土生土长的佳木斯人，当时刚刚离婚，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就这样两个人很快组建了一个家庭。都在木材加工厂下属的制材削片厂上班，每个月两人加起来收入不到300元，房租就要50元。王秀兰说，好在那时候年轻，能干活。1990年，两人花4000元买下了一间50平方米的平房，随后又花8000元在小院里盖了一间房，生活总算稳定了。

　　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994年，木材厂倒闭，成千上万工人下岗。正式工还好些，一次性买断，1.8万元，王秀兰说，像她们这样的临时工，什么都没有，一下子就没了生活来源。那段日子，什么活都干过，马文友蹲劳务市场，木匠活、装修、装潢、扛水泥、装货卸货。王秀兰则给人当保姆、抱木材。佳木斯的冬春天特别冷，每年一般是“五一”后开始干活，“十一”前就结束了。整个漫长的冬天只花不挣。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乎10年，每年都只能勉强维持温饱。“虽然钱少，但会过的，就有米下锅。”王秀兰解释说，比如买菜，可以下午收摊时去买便宜的，烧炕，可以烧得时间短些。

　　2003年，王秀兰抱木材伤了腰，不能再干重体力活了。这个48岁的女人一直不愿回忆那段往事。好在儿子和女儿长大了，去南方打工了，可以贴补家用了，不然这个家就没办法了。在木材加工厂棚户区，王秀兰和马文友是令人羡慕的，有自己的房子，虽然窄小，儿女在南方打工，虽然挣的很少，但总能救济家里。

　　因为有一个在佳木斯安下脚跟的亲戚，1995年，卜玉娥和王志彬带着孙女王胜利投奔过来。她的老家是大庆肇州市双花乡正利村王豆房屯，原来一直在家种地。

　　马文友帮他们爷孙三人在木材厂棚户区租了两间平房，每月120元。两间平房、一间厨房，11年过去了，卜玉娥说，生活还是从前的样子。王志彬来的时候，木材加工厂棚户区集聚了大批下岗工人。大家唯一生活来源就是打零工。王志彬说，自己在老家就有木匠手艺，这手艺救了他，夏天可以装修装潢、秋天可以装暖气，一年也就赚4000多元，老两口带着王胜利勉强维持生活。

　　稳定下来后，王志彬将大儿子和三儿子从大庆老家农村带到了佳木斯。“这边有手艺，总能赚个零花钱。”两个儿子先后结婚，跟王志彬一样在劳务市场打零工维持生活。王秀兰算了一下，十几年来，投奔她来到佳木斯的就有三个侄子、一个外甥女，加上王志彬家3户，一共有7户了。棚户区投奔亲属，然后亲戚带亲戚来的多了。王秀兰说，很多棚户区平房多的，就靠出租平房为生。像王志彬家三户，十几年了一直都是租房。

　　马建国也是一个远房亲戚先到佳木斯一年后，他过来的。他说自己一开始在天津、山西、陕西打工都很不顺，他觉得去更远一点的地方也许会好一点。“我觉得越远的地方，应该去的人就越少，务工竞争就没那么激烈，要是再寒冷一点，条件再艰苦一点，去的人就可能更少，工钱也许会给得高一点。”他觉得，佳木斯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结果我来了之后，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来这儿打工的外来人口一点都不少，一些本地的下岗职工也不出去打工，反而人更多了”，“结果来了这么远的地方，也没钱回去，只有硬着头皮撑下来”。

　　一名早年供职于佳木斯市文化局的官员接受采访时称，佳木斯本身是老工业基地，“一五”期间国家156个重点项目有三个在佳木斯，亚洲最大的造纸厂、佳木斯纺织厂、木材加工厂等都是“万人大企业”。进入90年代，依靠资源的大型企业开始没落。国家出台政策限制砍伐林木，造纸厂、木材厂、纺织厂大批工人下岗。“而现在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比如煤机厂、农机厂、电机厂，生产工艺改变，需要的工人数量大大减少，也是成批工人下岗。”他说，佳木斯的周边城市又集中了矿产资源型的工业城市，鹤岗、七台河、双鸭山，这些城市的转型也给佳木斯带来了大量外来人口，“加上佳木斯自己七八万的下岗人口，就业再就业形势异常严峻”。

　　对于来佳木斯打工的马建国们，这种“严峻”更直接的感受是他们生活空间的紧张。这些需要工作和救济的城市人口差不多都挤在同一个空间里——就是那些分布在城乡结合部的棚户区。王志彬说，除了自己的亲戚，他们这些外来人口和坐地户的关系向来不好。大家都没有工作，都要生存，唯一的依靠是打点零工，但工作就那么多，而且打工的时间都集中在夏秋季，无非就是装修、装潢、做家具，因此彼此竞争得很激烈。不和之事也时有发生。“很多下岗的坐地户们以收破烂为生，我看了一下，100户居民能有七八家收废品的，棚户区里整天满地都是纸壳、编织袋、塑料瓶，我们放在屋门口的工具，比如电刨子什么的经常不翼而飞，大家就七嘴八舌指责是那些收破烂的坐地户顺手牵羊拿的。”“住在这里的人，没有谁会关心哪家的安全什么的，相互之间也不容易信任。”

　　失踪小孩白金龙家是本地人。当时为了找孩子，白金龙的母亲陈玉芳说，他们在西北方向挨家挨户搜，很多外来户都不让他们进，他们就怀疑有蹊跷，经常弄得差点打起来。“找孩子的全是壮劳力，棚户区中很多外地人，一些妇女不让进，就直接把她们拽开，进去就搜。”

　　流动人口在这些暂住城市生活的困难还不光如此，这些家长在他们的孩子失踪后报案就会遇到问题。马建国为了到市里的交通台播寻人广告，专门去办了暂住证，而电台还需要他出示辖区派出所的相关证明。即便如此，马建国仍然难以为失踪数日的马千里立案。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员向记者透露这类“失踪案”对于警方的难处，他说:“‘失踪案’的立案比较特殊，它要符合足够的立案标准才能成立，比如失踪的天数等等，现在人口流动那么大，经常有人走失，如果每个都立案，照现在的警力配置，根本应付不过来。”“所以一些地方的基层派出所，在对外来人口报失踪立案的要严格很多。”

　　棚户区，没有标识的人和房

　　黑龙江省人口学学会副会长李德滨做了黑龙江省内几个城市的棚户区分析，他说，“由于城市角落是市政管理相对薄弱的地方，在这些改造遗留的夹缝和城乡结合部里，小成本和无成本经营项目很受底层人群，废品收购站和个体小商铺是最受欢迎的行业”。他说，选择棚户区居住，对于大部分人首先是相比较楼房极为廉价的房租和这种低成本的生活配套，而对另一部分人，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在棚户区里的住户越来越不容易寻找。

　　2004年，宫润伯出狱后，从佳木斯东风区搬到了向阳区。他在木材厂租了一个三四十平方米的便宜房间——这个地方后来成为了案发现场。一名办案警员告诉记者，“按照政策，这些有过犯罪前科的人应该列为基层警力的重点监控人群，现在城市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后，类似问题越来越成了管理上的难题”。宫润伯在这个城市里从一个棚户区迁移到另一个棚户区，没有人注意到他的举动。

　　从记者住的佳木斯宾馆乘坐出租车，7元钱可以到达早已改制的木材加工厂，大片的棚户区围绕着木材加工厂。这是佳木斯市向阳区的西北部，再向西就是佳木斯郊区。坑坑洼洼的马路两边堆满了木材，成片的平房，很远处，视力所及范围内可以看见一些高楼。不远处就是3路车终点站，过马路，进小胡同，向东100米就是宫润伯租住的平房。

　　佳木斯和其他的东北城市一样，有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深厚烙印。这些烙印不光体现在这个城市里各个角落居住着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那些“万人大厂”遗留的下岗人口，还体现在城市各个部分的名称上——打听某某厂宿舍楼比起打听某某社区几号楼管用多了。文化局官员说，东风区和向阳区的这两个棚户区都是在造纸厂和木材加工厂领地上形成的。这两个大型企业的宿舍差不多各占去两个区1/4的地盘，而平房密集的棚户区散布其中。

　　他说，2003年开始佳木斯将原先382个居委会划分为179个社区办事处，这些办事处彻底改变了佳木斯居民小区按照“几委几组”编排人口的习惯。那名警员说，而这种传统方法是配合各个派出所的治安管理所设的，根据人口一个警员负责一委或者两委，要保证每天下委巡查，要求对每户户主的名字、人口都了然于胸，“所以以往的居委会连哪家丢了一只狗都能帮助找到”。现在，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基层警力跟不上，这个排查就名存实亡了，“而原有的一套落后却管用的组织系统，被移民增多人口流动急剧加速后的新城市重构了”。“人们还没有接受新的管理方法，而他们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几委几组，你要到一个几千户人口的棚户区去查一个，简直就像大海捞针一样。”他说，城市虽然被划分了社区，但它显然还没有适应它的新称谓和新的毛细血管。新组织系统和城市互相都很陌生。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几十年的坐地户也容易“迷路”。

　　“中国正在快速地把那些违反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原则，不利于人口自由移动、不利于农村人口在城市中就业和定居的规定逐一废除。”经济学家文贯中说，它的另一面必定是城市贫困区域的扩大，随之而来的就是犯罪率问题。

　　移民家庭，容易被伤害的对象

　　受害孩子白金龙就读于佳木斯三中初中二年级。按照母亲陈玉芳的说法，2005年12月31日上午9点30分，佳木斯三中举办新年联欢会，早上出门前，儿子要了3元钱，准备在学校买点东西中午吃。

　　那天，吃过中午饭，陈玉芳发现家里的抽风机不转了，丈夫去了七台河二女儿家，自己的腿有残疾，不方便，她就让儿子爬上房顶看看。儿子发现线断了，然后把陈玉芳拉上房顶，母子两人有说有笑，很快修好了抽风机。下房后，陈玉芳还没忘记儿子身上有3元钱，放假了，怕儿子拿钱去网吧玩，就要回了2元，只留了1元。见妈妈不放心，白金龙索性用1元钱买了一袋虾球，母子两人分吃了。随后白金龙说要出去玩，骑上自行车就出去了，陈玉芳追出门，嘱咐儿子早点回来吃晚饭。

　　白启星和陈玉芳是离婚后重新走到一起。白启星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从唐山投奔远房姨妈来到佳木斯下属一个县的农村。那年白启星16岁，母亲去世了，白启星带着弟弟妹妹艰难维持生活，后来结婚有了两个女儿，但很快和妻子离婚。

　　陈玉芳是佳木斯人，右腿由于小时候小儿麻痹症落下了残疾，后来也和丈夫离婚。1989年，白启星带着7岁和9岁的两个女儿和陈玉芳走到一起，就这样白启星离开了农村，搬到了木材加工厂的棚户区，一家4口住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子里。起初，白启星在一家打井队打工，每月128元，陈玉芳说根本不能养活一家4口。1990年，在陈玉芳姐姐的帮助下，白启星开始贩卖服装，陈玉芳说，一开始不懂，赔了好几年，后来刚刚赚钱了，两个女儿大了，又要上学。服装生意也越来越不好做了，1999年，白启星退出了服装生意，还患上了心脏病，被二女儿接回七台河照顾了。陈玉芳一个人艰难地供给着白金龙的学费。

　　5个受害家庭里，除了马建国，其余多数是单亲家庭或者像陈玉芳这样的重组家庭。马建国说，到外打工的，“为了获得别人信任，容易在一个陌生的城方租到房，通常会两口子一起出来打工”。“一些单身的就会匆忙在当地找个对象结婚，在一起过不久，又发现不合适，就离。也有的长年在外打工，和家里的妻子就离了。”“所以就我来看，各个城市流动人口的离婚率是很高的，佳木斯也不例外。”

　　白金龙经常去网吧和游戏厅打游戏陈玉芳是知道的。她说，白金龙两个姐姐都出嫁了，父亲又在七台河，家里只有她和儿子两个人。儿子在家呆时间长了，就觉得没意思，因此经常去附近的天麒网吧玩，她也不太管。陈玉芳家住佳木斯第二小学北面的平房，距离天麒网吧的一个分店不足200米。儿子有时候会省下1元饭钱，去网吧玩游戏，但更多没钱的时候，就是去网吧玩，看别人打游戏，凑热闹。“反正呆在家里也没事情，我也怕儿子呆在家里闷得慌。”她说，“我53岁，直到37岁才有了这个儿子，我想，尽量想让儿子过得快乐。”

　　原来每天过了下午17点，儿子还不回来，陈玉芳就去天麒网吧找。她说:“一找一个准！肯定在天麒网吧。”去的次数多了，陈玉芳说，根据电脑编号，大体估算天麒网吧有98台电脑。在分店西南方向300米处还有一家总店，规模更大。不知什么原因，12月26日，分店关门，所有电脑全部运到距离二小500米处的天麒网吧总店。

　　靠近这家网吧的佳木斯二小和木材加工厂子弟小学相对来说都属于教学质量比较差的小学，而它们周围的网吧和游戏厅也更多。

　　据说棚户区稍微富裕点的孩子就到市中心的第三小学、第一小学等教学质量好的学校读书。曾供职佳木斯第八小学的女教师赵佳（化名）告诉记者，由于棚户区多数为木材厂下岗职工及外地人，这两部分人的孩子要想到市中心的小学读书，由于户口不在学校所在地辖区，因此必须交纳择校费，这笔费用每个学校征收的数目不同。棚户区的居民靠打零工为生，每个月收入一般只有三四百元，更多的人根本没有收入，因此很难交得起择校费。

　　失踪的3个孩子王胜利、马千里、武抒田都是在二小。八小百分之六七十的学生也都是木材厂棚户区的孩子。家庭经济状况更差的孩子就只能去木材厂子弟学校。这所学校现在仍设有小学和初中，其中一到四年级各一个班，五、六年级各两个班。初中一共三个班。雪后木材小学门前的土路，很是泥泞，一些存水的地方，为了便于行走，垫了木板。偌大操场上，只有孤零零的两个篮球架。灰色的三层小楼，下午16点，楼内异常昏暗。

　　一名早年供职于佳木斯市文化局的官员向记者描述说，现在的木材小学是不行了，可是20年前，木材厂效益好的时候，很多教师都争着去木材小学，福利待遇好，学生也愿意去。“现在呢？”“现在几乎都发不上工资了。”赵佳说，就连第二小学，很多老师也不愿意去。有百年历史的佳木斯第八小学由于各种原因被撤掉，当时所有学生全部转到二小，这样二小几乎变成了棚户区的子弟学校。

　　棚户区的孩子父母双方要么在本市打零工，要么外出打工，很少有时间照顾孩子，因此很多孩子中午都在学校吃饭。学校一份盒饭2.5元，如果包月，就按2元一份算。但是包月的很少，多数孩子都是每天离家前，父母给三五元钱吃中午饭。很多孩子就用1元钱买个面包当中午饭，省下的钱放学后去网吧。还有一部分孩子，父母外出打工，主要靠爷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心疼孙子孙女，给钱也随意，而且老人更是没有精力成天看护孩子。

　　赵佳说：“网吧对学校而言，始终是个隐患，很多没有家长严厉看管的孩子和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一起打游戏，一起抽烟。”

　　宫润伯是那家“天麒网吧”的常客。5个遇害孩子白金龙、马千里和武抒田同样常常光顾网吧，而这家网吧又是王胜利、江富元去“二小”上学的必经之路。他们都这样毫无戒备地进入了嫌疑人宫润伯的残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