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防大学学员翟振华上校提出的为中国军人配发军人身份牌、设立牺牲军人纪念日、建设国家军人公墓的3项建议，记者专访了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公方彬副所长。

　　问：您怎样看待一个普通的军人提出这样大的建议？

　　答：这位军人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他的一些具体设想很有见地。比如将“牺牲军人纪念日”放到国庆节前一天，就有着很强的寓意。如此将死者与生者、个体与国家民族紧密结合在一起，不能不给人以心灵的感动和思想的启迪。这种对牺牲者价值的再肯定，无疑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所以，不管是从道义上讲，还是从实践角度看，这些建议都是值得充分肯定和褒扬的。

　　问：据我所知，您是上过战场的军人，对配不配备身份牌应该有着切身的体会吧？

　　答：总体来说，配备身份牌具有一定的功用性。我认为在其背后蕴含着一个极其重要的理念，即对个体的价值认定，对人的尊重。我们是个重集体而轻个体的民族，这一点反映在许多方面，比如战争年代为国牺牲者，无名烈士远多于有名烈士，合葬多于分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墓，除了职务等级较高者享有独立墓葬外，普通官兵基本是合葬，最多的墓葬甚至容纳上千人。虽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历史条件有关，但却不能否认有对单个人价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今天，随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确立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相信对单个人价值的认定和尊重会越来越强，包括对那些有功于国家和民族的死者。所以，由身份牌而延伸至个人价值的认定，延伸至对个人生命的尊重，或者由尊重个体，强调以人为本来反观标识牌背后的理念，其意见建议的价值和意义便凸显出来。

　　问：从一个军人的角度看，您觉得应该设立牺牲军人纪念日、建设国家军人公墓吗？

　　答：虽然具体称谓有待于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且个别建议还需进入全国人大的法定程序，毕竟意见建议很有意义，甚至其价值超出了内容本身。因为这其中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导向。

　　我注意到，在十届人大和政协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在内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如何才能真正将这些观念确立起来，并进入到群众的思想深处，除了内容上的廓清、理论上的深化外，同样重要的是方法手段的到位。比如要寻找优良的载体去潜移默化地影响人，这也是社会特点与时代特征决定的。

　　毋庸讳言，我们社会是缺乏对死者的敬畏，缺少对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我到过济南的英雄山，那里有一排排的烈士墓，但由于到处都是跳舞的群众、唱戏的票友，在这里我感受到的只是滑稽，在那个环境中很难产生应有的凝重、肃穆和神圣。再看到很多日益破败的烈士陵园，及其大而化之的无名墓，这时涌堵于胸的已经不仅仅是伤感。

　　思想者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一个有了英雄而不珍惜的民族更可悲。一个民族只有善待死者，才谈得上珍重活者，只有尊重了为国牺牲者，才能激励更多的人为国去牺牲。所以我要说，今天我们不是缺少了埋忠骨的桑梓地，而是缺少以国家的名义祭奠烈士的圣洁场。因为只有以国家的名义祭奠和褒奖为国牺牲者，才会达到道德与精神上的升华。

　　今天，我们国家正在为建设和谐社会而不懈努力，在一个价值观念多元的时代，要保证社会和谐，必须拥有主流的精神，这个主流的精神必然是由正确的人生道德价值观作支撑，其中包括胡锦涛总书记所讲的牺牲精神。要张扬牺牲精神，就必须使全社会的民众拥有对牺牲者的真诚推崇和景仰。

　　问：您是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你认为如果设立了这样的场所和纪念日，对军人的思想会有影响吗？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如果我们国家真的设立一个纪念节日，建国家军人公墓，那将对军人的思想产生现实和深远的影响，那将强化军人的英雄主义气节，激发出蕴涵于他们中间的高昂的战斗精神，及至关键时刻，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定将义无反顾，直扑死亡。

　　之所以我作如此肯定的判断，是因为军人这个职业与其他所有的社会职业皆不相同，这个职业对荣誉、对价值、对国家和人民的肯定尤其敏感。想一想，如果说从事其他行业工作的人坚持的是等价值交换原则的话，惟有军人这个职业是无法进行等价交换的，因为生命是没有任何物质的价值所能替换的，惟有精神的力量才能使人扑向死亡。

　　我一直认为，一支军队是否拥有高昂的战斗精神，并不全是军队自身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一定是全社会共同呵护、共同推动、共同塑造的结果，只有全社会真正关怀和尊重自己的军队和子弟兵，并且这种关怀与尊重又那样直接而又可感地进入每个军人的心灵深处，那么一种强大的力量必定会产生出来。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未来维护国家权益的战争中，要保证广大官兵义无反顾扑向死亡的支撑点只有两个：一个是信仰信念，另一个是价值感。假如我们的军人感知的不是荣誉，而是羞辱，不是价值实现，而是边缘化，你就不要寄希望牺牲成为普遍的价值认同和行为准则。

　　这里再借瑞士军事理论家约米尼所言：当流血保卫国家的人的地位尚不如大腹商贾时，这个国家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因为过去与现在都证明着，当一个国家的军队软弱之时，一定是这个国家衰弱之日。

　　问：这些建议主要是为军人设立纪念场所和纪念日，这仅仅是军人的事吗？这样做对社会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对青少年将有什么样的影响？

　　答：你提出的问题本身就富有意义和价值。比如有一种现象或问题就值得我们追问和思考。中国的国防是200多万军人的，还是国家和民族的，与国防相关的投入满足的是军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还是满足的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对这样的问题，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并不难，但如果是进入实践之中，未必所有的人都能够作出理性的判断。

　　或许我们在和平环境中生活得久了的缘故，不少的人开始质疑军人的价值，同时质疑对国防的投入。这实际上是进入了认识的误区，因为此时他们忘记了两个深层次的道理。一个是和平的获得永远是力量平衡的结果，假定我们不是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今天的和平环境或许早已被打破；二是我们在一些重要利益上是作出了妥协的，如果拥有更强大的国防力量，是否还屡屡出现尴尬？答案应是否定的。所以说，诸多纪念场所与纪念日的设置，一定不是或不仅仅是军人的事，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

　　至于设立纪念场所和纪念日对社会及其青年人的思想影响，也不难作出判断。一方面它会清晰地告诉人们，在市场经济社会，由牺牲而造就的崇高，仍然是精神世界的核心支撑，不可或缺。一个青年人要使自己的人生更有光彩，更有价值，必须追求崇高；另一方面它可以通过有形的载体，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们，以此构建起一种良好的环境氛围与道德风尚。

　　问：在社会上，应该说有很多群体都为社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什么许多国家单单专门为军人设立了特殊的纪念场所和纪念日呢？

　　答：这是由军人的天职决定的。虽然一个民族的进步是由各个阶层各个集团，乃至每一个体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惟有军人这一群体，承载着更多的道义责任。比如，多数情况下，全社会的人在面对危险时，都有紧急避险权，对此社会也只能从道德意义上倡导，这里是没有任何强制力的。然而，对于军人来说就不同了，只要是国家和民族需要，一旦军令下达，明知前面是死亡，也别无选择，这是任何阶层和集团所不具有的。每当国家遭遇大的自然灾害，人民群众总是产生“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解放军”的由衷感叹，原因即在于此。

　　问：看得出，谈这样一个话题，你有很多的话要说，那么对这位学员建议的内容你有着什么样的期待？

　　答：今天我回答你提出的问题，与其说我是以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思维分析判断问题，不如说是以一个职业军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在倾诉。我期待着有那么一天，我们国家建立了能够使死去与活着的军人都能产生慰藉的所在，在这里，扑面而来的是凝重，是崇高，是神圣，当我行走其间，切实感受到一个军人的价值与荣耀，这时我积淀于胸的情感必不可遏制地涌动开来，那准备充足的眼泪必涌流出来，我的精神会由此得到洗礼，那时我将默默立誓，这里便是我，一个军人的最终精神归宿。

　　我期待着，我也为就此作出努力的每个人深深地鞠上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