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正在上大学，一名55岁的人力三轮车夫辛苦蹬车，晚上也没回家，而是在三轮车后座上“睡”着了。次日清晨，被人在街头发现时，他再也没醒来，一天所挣的百元零钞还在口袋里。(《重庆晨报》3月17日)

　　又是一起典型的为儿上学过劳死的事件！这让笔者想起去年《重庆晚报》的另一则报道：2005年8月12日，重庆南川水口村四社，江西财经大学职业学院大二学生周密家。刚收的玉米棒子小山一样堆在堂屋，54岁的周母夏体合在遗像框里静静地看着这个20年未曾修缮的家。猪圈里，为周密缴学费养的七头肥猪已卖，用于周母丧事。《重庆晚报》报道的标题惊人相似：“为女上学，劳作母亲累死猪圈旁”。两起报道，重复出现的“累死”二字无法不令人唏嘘。

　　报道说，两年前，老吴开始起早贪黑蹬人力三轮车，除去每月缴1000元租车费，还能挣些苦力钱贴家用，但因儿子读书花费不菲，家里至今还欠人家1万元。家人说，老吴十多年没去体检过，但也一直没生过大病。死者的女儿很悲痛：“爸爸为了养家太累了！”

　　在我看来，无论是靠养猪撑家的农妇家，还是靠出租三轮车撑家的吴老汉家，虽然不能代表中国所有大学生的家境，但至少是农村贫困大学生家境的一个缩影。在子女上大学的问题上，相当多的农民用不同的方式却又同一种苦难诠释着大学收费的无奈和尴尬。

　　中国扶贫基金会公布的《中国优秀特困生调查报告》称，以每年8000元为标准，一个本科生4年的花费，相当于一个处于相对贫困线的农民41年的收入———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为9422元，农民年平均纯收入为2936元，国家相对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882元。

　　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猛涨约20倍，而1994年至2004年，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从绝对数量看，日本的学费可能是世界最高，但若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本就生活艰辛的农民，怎堪承受如此沉重的高校收费？对此，有教育工作者曾撰文指出，学费问题已经不单单是学费问题，甚至也已经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它成了关系中国老百姓身家性命、幸福安康的“生命问题”。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平民教育观”，政府应让每一个公民都能上得起学。我想，这才是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如果国家尤其是教育部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类似的生命拷问必将会重演，公民对教育的信心也将会更加悲观甚至绝望。

　　但愿，三轮车夫和农妇为供儿女上学过累死能够成为“平民教育”时代来临前的惊雷！

　　张国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