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预备会第二部分，会议由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主持，英美资源集团董事长司徒慕德、米其林集团管理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爱德华·米其林、瑞士诺华国际集团研究总裁贺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小洪，分别就“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话题发表了自己看法，并回答了提问。

　　以下是直播实录：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今天上午的两节的确都很好，今天下午三节我们将有很多国际方面的名人来参加讨论，尤其这一节，我们有三位国际知名企业家，给我们讲一讲他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我现在把主持交给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博士。

　　[哈继铭]:谢谢，卢先生。由于四名专家中三位都不会说流利的中文，所以我也用英文主持，所以向说中文的听众道歉了。我们要谈的议题是一个很重要、很时髦的议题，即“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到底什么意思？每个人的定义不同，教科书上说地“采取行动的时候，要关照自己公司采取行动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的影响”。但是这个概念定得太简单了。所以很难说出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四位著名的专家来谈这个问题。

　　[哈继铭]:首先是英美资源集团董事长司徒慕德先生，他是英美资源集团董事长，在他边上的是爱德华·米其林先生，是米其林集团管理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第三位是瑞士诺华国际集团研究总裁贺林先生。另外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小洪先生。他曾经在日本，做过关于日本企业的研究。我们在开始前，是不是应该先提一些问题，激发一下思路。我敢肯定我们的专家们还将演讲得更精彩，当然不必局限于我所提的问题。

　　[哈继铭]:我们想知道，公司应该负多大的责任？也就是说除了对股东之外，还要负多大的责任。第二，在场的很多公司都是跨国公司，国际公司，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营业的时候，是不是更必须重视良好的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第三个问题是谁应该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在促进发展，社会责任的时候，谁应该做得更多，是政府还是公司？政府应该不应该强迫公司承担起责任，还是说由政府自己率先做好，也就是到底政府社会责任和公司责任之间是什么关系？

　　[哈继铭]:另外在一些国家，如果政府关照公民待遇更好时，是不是也会关照公司的关系会更好，我觉得是这样的，有些国家，如果政府关照整个国民待遇比较好，公司也会照此做的，当然最终的问题就是公司怎么做，才能够改善自己的社会责任，怎么样掌握好平衡，一方面要担起责任，另一方面还要创利益。首先邀请司徒慕德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他的看法。

　　[司徒慕德]:感谢哈先生。答案之一就是每个公司都是不一样的，对于英美资源集团来说，采矿是很关键的，但是现在矿藏往往是在偏远地区，它们是没有其他发展的机会，这是唯一的发展机会，在中国，差不多有150个城市是依赖于煤矿或采矿业。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矿业资源，那里的治理往往比较弱，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但是这些挑战并不限于西方公司。我敢肯定，很多新出现的中国的国际化公司，也碰到这些挑战，也要应对这些挑战。因为他们向亚洲、拉丁美洲进行扩展。同时在中国国内也有这种情况。如果，政府的中介角色不存在，那将更麻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政府的社会责任，那么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如果在发达国家里，运营治理比较好时，事情就好一些，我并不同意“资源诅咒”说法，也就是采矿公司去采矿了，结果带来了负面影响，但是肯定的说，我们需要小心，才能够避免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我想今天要谈谈采矿公司是怎么做的，以改善他们和社区的关系，以及怎样才能够改善我们工作当中发展这一块的内容。

　　[司徒慕德]:信任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还是民间社会，都不能独自的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必须合作，合作就必须建立相互的信任。变化的方面之一，就是社区的反映，传统上，往往采矿时，股东赚了钱后，他们会向政府交税，向政府提供服务，我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当地人也就有钱了，有收入了。现在采矿不像以前那样劳动密集型了，所以就业机会也少了，而社区现在也更要求他们能够获益了。这种获益可能从政府那来，如果政府关照不够，他们就去找公司，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在拉美国家，政府批准项目后，却受阻于社区，我听说，在中国有些社区现在也变得“敢说话”了，所以我们怎么办？

　　[司徒慕德]:首先，作为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和主要的采矿公司一起在国际采矿金属理事会上采取行动。并给他们的发展带来很好的宣传，我们也和国际组织一起合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

　　[司徒慕德]:最后，在国际层面上，通过全球影响的组织，最近他们在上海开过大会，来施行采矿公司的透明行动，鼓励公司公布到底他们挖了多少矿，挣了多少钱，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使得政府公布他们的税收，那笔钱到底是怎么用的，并向社区公布。

　　[司徒慕德]:我觉得这些做法对中国公司也会很重要，因为他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也向海外发展，到海外寻找资源，满足中国发展的需要，我知道很多中国公司对此都很有兴趣。

　　[司徒慕德]:第三，我们认识到不能只站在一边看着社会问题，在可能的情况下、合理的条件下，我们都应该参与解决问题，我们有这种能力，这需要多沟通于当地的社区、社会多沟通，我们公司内发展了一套有26个参与的工具来评估我们的能力建设，我们把它叫做“社会经济发展工具”，用此改善我们评估对自己行动的影响，我们做了32个项目，世界各地都有，一共在15个国家里做这些工作，现在政府的角色就是向所在地花钱的问题，最近在苏格兰开的会议，这些国家都同意向非洲提供这种工具，但是如果这种援助没有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的话，他们那些援助就会失败，因为会养成依赖于援助的情况，所以我们发现当地的社区商业发展是非常关键的。王教授今天上午谈到了这一点，他说了，非常重要，一定要让公司和他们的供应商合作，或者和供应商相关的领域采用技术创造超出他们行业之外的那些就业机会，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司徒慕德]:我一直在我们公司做了很长时间，我们有相当有效的项目已经都写在我们的论文里，你们的文件夹里也有，我们花了一些资金，差不多有20%的增长率。我们公司在今后三年中，把这一部分全部都卖掉，一般情况下往往都会带来很多就业机会，在几十个小公司，这些小公司有的变的很大了，真正的伙伴关系在公共部门和商业部门和民间社会之间。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

　　[司徒慕德]:我想提一下两个领域。一个是艾滋病领域。另一个是在气侯变化领域。在这两个领域与政府的框架之间，这对加入公司的参与之间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解决社会以及全球问题。在艾滋病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进行了非常紧密的合作，在整个的行业，由各个企业进行联合对艾滋病进行看诊。就这一方面的工作，大家知道这并不是一种职业病，和各个企业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并不涉及到各个公司的供应本身，但是我们可以来使得各个小的企业联合起来发挥我们的作用。

　　[司徒慕德]:在中国，我们进行了非常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和吴仪副总理进行了非常良好的合作，这可以看到，一方面艾滋病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由公司本身处理，通过我们的员工，通过我们来进行大量的预防措施，通过我们的培训，可以说由我们的员工向他们的家人进行培训，我们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方面的作为也涉及到政府所提供的框架，比如在去年10月份时，中国政府提出了一项涉及到多达一亿民工的教育的项目。当时对艾滋病这种病毒的传染途径进行教育，对员工来说，他们由公司进行这方面的培训，公司在这方面能够做很好的工作。

　　[司徒慕德]:接下来我想提下一个全球性的挑战，同时我们需要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之内，企业能够进行合作，综合深入的考虑怎么来解决气侯变化以及能源的安全问题。我们希望一方面能够保证增长率，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实现千年计划的发展目标，可是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单一的技术或者能源能够提供气侯解决的方案，同时单一的公共政策也不可能奏效。所以我认为，这方面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单一的非常好的“万灵药”可以解决，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是否能够得到各种不同能源的来源。

　　[司徒慕德]:还有一点很重要，政府也应该提供一个框架。使它能够驱动市场在这一方面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能够积极的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朝这个方向发展。在中国，我们对于煤矿的存储进行了很多的合作和国际、国内各个组织进行更多的合作，以便来进行相应的煤气化和液化的工程，以及对于储藏，大幅度的降低碳的排放量。

　　[司徒慕德]:我们作为企业，希望可以改进经营方式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对于国际性的企业，尤其我指的是大型的企业，他们通常是“遥不可及”的，并且是信心勃勃的。同时我们要来明确一下，我们不能够总是侧重于我们重要的股东，因为现在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样一个赢得信任的必要性，在全球化经济浪潮当中，我们企业都非常的负责任，并且能够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参与到非常稳健的创造机制当中。12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