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伟（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应学习东南部的经验

　　看看中国过去十年的情况，所有产生的就业机会都是在私营领域，在国营领域的机会大大下降，再往后看，如果劳动大军继续增长，几百万的人会从农村到城市，劳动力市场仍然会增加。所以再往前看，恐怕国营领域不大可能改变这种劳动力增加的格局，不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看看中国的不同地方就会发现，哪里就业机会多，往往集中在东南部，像广东、福建。那里的GDP不到20%，外面人总觉得好象很多事情都跟国营领域有关，但在有些领域，比如电力、能源、铁路等很重要的国营企业，但大多数的GDP出口都集中在东南部，在那里的国营企业所占的比重不到20%，所以绝大多数的公司都是私营的、中国的本土公司，不是外资的，这种发展情况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这么说，中国很大。在四川，国营企业的工业产值是超过50%，到东北部是67%，所以在中国有些地方，确实是情况很不一样。和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很不一样。但是，我确实认为中国一些其他地方也要看看东南部的经验，那里很多国营企业的工人出来之后，私营企业就业率超过那个人数，所以失业率那里显示是很低。

　　马和励（联合国驻华机构协调代表）：应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

　　一个国家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一个社会的未来应该怎么样。过去两三年来，中国对整个社会发展树立了一套新的概念，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在中国出现了大量的贫困的问题，使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加大了。中国的竞争力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现在增加对教育的投资和保持中国的竞争力并不矛盾。不要完全把想法完全局限在增加增长力上，也许增加中国的创新能力，从长远来说，在制度上、教育上加强中国进行创新的能力，就是权利的分散化和权利集中如何取舍的问题，比如考虑甘肃省是一个贫穷省，平衡效果不会很好，另外一个先进的城市——上海就很好。富裕的省份都把钱留在自己手里，贫穷的省份就没有钱，所以中央的省份必须调整资源，这是由政府的预算完成的，这个展现了整个政府对社会发展的一种决心。现在我们回到一个基本的概念上，一个社会必须给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提供一种基本的公共服务，不可能创造绝对平均的社会，但是要创造为一种公共服务使大多数公民可以受惠。

　　至于社会保障问题，中国的很多社会保障都是在城市地区的。主要解决下岗职工的问题。这种转变过程当中的成本在吉林、黑龙江等东北部过分注重了国营企业下岗职工问题，恐怕应该更注意看看农村的社会保障怎么做，对于农民的保证怎么做，那些在社会边缘的人，还有季节性变化的问题怎么解决。新产值当中的70%是私营企业，这是东南部的情况，但是到东北部，正相反，70%的产值仍然是国营企业的，所以他们需要转得非常快，但是怎么管好转变呢？需要哪些资源？这是一个政策问题了。

　　桑吉·彼得斯（西班牙艾萨德商学院教授）：政府应建立新型的激励体制

　　令人很高兴的是私营领域在中国取得非常大的成绩，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私营企业是为很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差不多占了60%比例。在城市起码是这样，但仍然有一个非常重要就业机会的领域。另外一点就是公共的公司怎么样作出反映有关社会和谐方面？有人提过中国怎么样增加竞争力，怎么样提供激励？这需要考虑政府是不是可以起到关键的作用，建立激励体制。例如搞研究。不论是中国还是印度，还是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南非，其中一个新型的做法就是鼓励人们做研究，给人们提供低成本的，做相似于博士学位的东西，在技术领域，比如数学、化学、技术工程，并可以保证学完后，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关键在学术领域，无论是在牛津、剑桥、斯坦福、耶鲁大学你都可以看到在主要的高等学府之间的紧密关系，比如剑桥大学和“洛洛”公司和威尔科基金会有紧密的联系，有一系列研究的奖学金，这些企业给学生提供奖学金读博士，四年当中会提供四、五万英镑，读完后保证提供就业机会，因为这些学生做的研究领域，对这些公司来说是很关键的，所以有好几个方法做这些问题，奖励做事，不管是公共领域，还是私营领域的。[16:22]

　　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教授（剑桥大学教授）：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从长远和历史意义来看，到底怎么样搞好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我认为需要一个非常好的教育体系，大学体系，非常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让所有人都得到社会保障，还有公平的税收体制，还有财富的分配方式。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这并不是与经济发展相矛盾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比如17、18世纪英国的情况，当时有一个保证，就是获得救助的权利，也就是说你无法选择在哪里得到，但是起码有一个体制，和法国不一样，法国完全是提供慈善，但是这就鼓励了劳动力的流动，即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情况糟还可以得到补助。所以尽量不要其保护某些经济发展的团体，或者社会的团体，应该保护所有的人，但不应该保护某一个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