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贿赂到底是不是一种贿赂？这个话题在今年“两会”上再一次被提起。有人曾做过统计，指出被查处的贪官中有95％的人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有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这个问题反映了什么?“性贿赂”是否等同于受贿呢？社会学者李银河认为，假若情况属实，性贿赂与受贿行为性质一样，完全可以按受贿罪量刑。

　　可以说，“性贿赂”在今天已经渗透到社会之中。在官场上，众多贪官前赴后继而“身死花架下”；在商场上，商业贿赂的背后往往包括“多品种的性服务”；而在运动场上，据说也蒙上了“性贿赂”的阴影。有关性贿赂是不是一种贿赂，这应该是个老话题了。早在2001年，就有人大代表提案，建议《刑法》增加“性贿赂罪”的条款。虽然这事最后没有结论，但有关性贿赂应不应该入罪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罢休。

　　判断一种行为是不是犯罪，主要考察的是它的社会危害性。性贿赂毫无疑问也存在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可能，而且，只要贿赂者“投其所好”，所榨取到的不正当利益甚至远远超过利用财物贿赂。然而，关于贿赂罪，我国刑法仅将贿赂罪的内容限定为财物。特别是现行刑法在废除类推定罪的原则以后，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以“非财产性利益”为内容的贿赂犯罪，如“性贿赂”，就再也找不到法律依据了。按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性贿赂”成了一个空档和死角。

　　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德国、加拿大，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均将“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也就是说，“性贿赂”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是一种贿赂。为什么我们的刑法没有将“性贿赂”入罪？一些刑法学者认为性贿赂入罪“内涵不确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都有困难”，可是，哪一种罪行的定义又能够真正涵盖一切犯罪行为？法官又能够机械套用现行法律来严格操作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当得到充分的运用，面对困难我们不能消极地回避。性贿赂既然有着犯罪的一般特征，不入罪又怎么能够“服天下”？

　　有人曾经写过一篇《性贿赂为什么不算贿赂》的论文，认为新刑法保留计赃论罪的原因，在于中国法官素质不高，以及法治环境不允许。因为对性贿赂的取证认定需要非常复杂的程序准备和审判技术改造。但是，“性贿赂”入罪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性贿赂入罪，至少在国家立法的层面，应该是没有大的道德和政治障碍的。”

　　论文所言不无道理，但此一时彼一时，出于现实考量，国家选择了“性贿赂”的非罪化。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将贿赂内容扩大至“非财产性利益”，是大势所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贿赂罪的主体由国家权力机关进一步扩大至国家机关，后来又增设了单位贿赂犯罪。现在，正是考虑如何将性贿赂入罪的时候了。一味扩大主体范围只是一种单边预防，只有将性贿赂等这样非财产性利益的贿赂犯罪纳入刑法范畴，才能形成双边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