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写《生死疲劳》

　　日前，莫言的第10部长篇《生死疲劳》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3月11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莫言这样提及《生死疲劳》的写作初衷：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就在路边上。1965年的一天，我们上完第二节课，做广播体操的时候，一个单干户和他老婆推着一辆木轮车，吱吱咯咯地从我们面前经过。那个时候，到处都是人民公社。他赶了一头瘸驴，拉了一个木轮车，发出刺耳的声音，在乡间的土路上，压出深深的辙印。

　　在“文革”期间，因为他坚持单干，他的儿子、女儿全部与他决裂，就剩下他一个人，因为在“文革”中，一个单干户的子女的名声比一个地主的儿子还要臭。当时大家用“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来形容他。他不入合作社，其道理很朴素：亲兄弟还要分家，你们闹到一块儿没有道理。他这样的单干户在高密县是惟一的。

　　之后，单干户的形象就扎根在莫言心中，一直想写却没有写，总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题材，应该有更好的时机去写，终于等到现在可以写了。而且因为某种状态而名字就叫做《生死疲劳》。

　　人生从“出黑板报”开始

　　作为《生死疲劳》背景的农村一直就是莫言的精神资源。还在山东高密东北乡当农民时的莫言还叫管谟业。在生产队曾和别人吵得面红耳赤，只因为队长给别人记了10个工分而只给自己记了9．5个工分。“少给半个都要生气！一个工分就顶一分钱！”那时的莫言很少想到写作，“连吃饱肚子都很难保证，还怎么看书写字”？人变得那么具体而实际———有一次莫言听别人说，当了作家就可以一天三顿都吃上饺子，竟激发了他最初的世俗理想。作家梦的构成要素里，当然就有了饺子的喷香。

　　直到当兵，莫言看见别人有空去打球休闲都觉得是一种犯罪。在当时只是一个镇而已的山东龙口，莫言终于可以摸着书写着字而不用想着怎么填饱肚子了。4年的警卫战士生活，莫言一边站岗放哨将身体挺得笔直，一边在心里浮想联翩。“那时什么都不懂，要写成什么样不知道，要完成什么突破什么根本没想法，编辑的话就是圣旨，让怎么改就怎么改”。莫言坦言他曾经几个月都写不出一个短篇来。

　　直到1979年因为“经常出黑板报”，莫言被调往保定。后来竟然一下子就担任了三个工作：保密员兼图书管理员和政治教员。“能一个人脱稿把课讲下来，所以人家都认为我水平高”。这时，莫言在保定市文联的《莲花》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写的是一个村妇在春雨霏霏之夜怀念远在海岛上的丈夫。多年后，很多读者还记得其中“雨水落到铁桶上”的细腻描写。它让莫言声名鹊起。

　　小学五年级就辍学的莫言，心中另一个梦想就是上大学。作为高密东北乡的第一个大学生的大哥在莫言心中成为一个梦想符号。在白卷英雄张铁生出现的年代里，少年莫言竟给教育部长写信阐述自己也想上学的强烈愿望，居然还接到了回信。老乡们曾经替莫言惋惜“这孩子记忆力那么好，能够大段讲述书场故事，不上大学太可惜了”。莫言就这样盼望着，直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来招生直至他被录取。当时，他已是宣传科长的候选人，单位死活不放。莫言这样说：“培养一个宣传科长不容易，但万一我成了作家也给宣传科争光啊”。

　　在军艺，莫言借助外部环境和对西方文学的大量阅读，获得了对文学脱胎换骨般的重新认识，他突然发现了创作题材是那样丰富。也就是在军艺的这两年，莫言创作出了让自己名满天下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和《透明的红萝卜》。

　　红高粱巅峰时代已经过去

　　可以说，和莫言同时期的苏童、刘恒、余华等人的作品与据此改编的电影一荣俱荣，同时达到了最高点；但在此后张艺谋改编小说所拍摄的任何一部电影再也未达到当年的那种高度。

　　在写作了一大批诸如《檀香刑》、《四十一炮》这样的作品后，莫言是咬牙切齿要跟过去的自己决裂，但今天的写作过程中还是不知不觉就重复了过去的某些东西。对此莫言说，作家不是神，不能苛求作家今天能写《红楼梦》，明天又能写出《三国演义》，惯性是离心力，是必然存在的，但作家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应该保证细节的不重复，要改头换面。但莫言自言已经创作了10部长篇和近30部中篇，不可能每写一部新书都对过去的书重新读一遍，那么就难免会有细节的重复和遗漏。

　　莫言坦言，红高粱时代确实已经过去，但人们对于文学的渴望依然存在，只是文学已经由一个全民性的“运动”变成了一部分人关注的事情。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并没有改变和降低，反而因为社会的浮躁和通俗化，让一部分读者更加成熟，让文学变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纯文学读者的水平已经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