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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叶至善（右）
我与叶圣陶先生的长公子至善兄“相识盛年时，深交鬓已丝”。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天，叶圣陶先生邀我到他家里吃饭，第一次见到英挺练达的至善兄。叶先生把我介绍给他说，“他也属马，比你小十二岁”；又给满子姐（至善嫂）介绍说，“你的同乡，浙江余姚人。”嘱咐“多做点家乡菜招待他”。
从那天起，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成了叶家的常客，几乎成了叶氏家族中的一员，同至善兄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
“赶紧写下来，寄给我，我找报社给你连载”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一时有点没着没落的，向至善兄取经。至善兄说：“要身闲心不闲。要勤用脑，多动笔。”我说：“我一定向你学习。”本来我想写些回忆文字，当时考虑难度较大，就把那些素材在记忆库里封存了起来，正好有一个整理晚清史料的机会，就一头扎进了故纸堆，一干就是10年。2004年5月有了初步成果，我把一套刚出版的样书给至善兄送去，他很高兴，连声说，“不容易，不容易！我一定仔细看。”
2004年10月底，我应邀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纪念叶圣陶先生诞辰110周年大会，并且讲了一个多小时的往事。尽管是即席发言，还是打了一个多月的腹稿。我把封存了多年的记忆库打开了，蹦出许多鲜活的素材。会后给至善兄通电话，他饶有兴味地听我喋喋不休讲了一个多小时，连声叫好，迫不及待地说：“赶紧写下来，寄给我，我找报社给你连载。”
在至善兄的鼓励和帮助下，我一口气写了十几篇回忆叶圣陶先生的文字，原稿的总标题是《一辈子受用不尽———在叶圣陶先生身边四十年》，是从学生的角度写的。在《北京青年报》上陆续发表了8篇，每篇都经过至善兄精心修改，并把原来的副标题改为总标题。
细针密线地为他人作嫁衣
“有其父必有其子”。至善兄不但文章写得好，改文章也是一把好手。我在机关里也算是个“笔杆子”，其实不过文通字顺而已；改别人的文稿，往往不是“从宽发落”，便是改得“面目全非”。至善兄是尽量顺着我的思路改，尽量保留原文，只作些删节和语序上的调整，增加几个关键词和点睛之笔。
我的《又学了一篇〈共同纲领〉》一文，至善兄认为“有史料价值”，推荐给《出版史料》发表。原稿提到解放初期“办个人民教育出版社，国家投资二百多个亿”，我写到这里准备加个注，但一时很难下笔，加之当时已经熬了几天几夜，急于一气呵成交稿，实在舍不得花时间去查资料，就打了个“马虎眼”。不料还是让至善兄看出来了。换了我，批上“加注”退还作者，就很够朋友了。至善兄却不是这样，以病弱之躯遍找有关资料，亲笔给我加上这么一条重要注文：“（旧币。1955年3月1日发行新人民币，以一比一万收兑旧币。此处的二百多个亿，相当于新币二百多万元）。”我看了，又是感动，又是内疚。
至善兄不但替我修改文稿，还让儿媳替我打印，他校订后再替我用传真发给报社。见报后还要仔细看一遍，订正排校中的错漏，然后按时间顺序剪贴在硬纸本上，给我出书用。这使我想起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叶圣陶先生为沈雁冰先生的小说编稿，改笔名“矛盾”为“茅盾”，付排，校对，写广告词等故事。叶氏父子“为他人作嫁衣”，还细针密线地绣上花；我为自己“作衣裳”，却懒得锁边、钉钮扣，不该啊，不该！
我和至善兄有默契，有许多共同语言。写回忆叶先生文稿的时候，我给自己订了三条守则：一是亲见亲闻亲历，力求真实。二是“小题大做”，从小事说起，扩展到较大的方面；三是让事实本身说话，一般不多加议论，即使讲点心得体会，也力求用当年的真实思想，不拿后来的和今天的认识移植到历史上去。至善兄说：“这三条很重要。我写《父亲长长的一生》，大体上也是这么做的。但要真正完全做到，很难很难。”我说：“我已经初步体会到写回忆文字的艰辛了。”
2005年1月间，听说至善兄骨质疏松，整副骨架子已经支撑不住他那魁梧的身躯，旧痕新伤，多处骨折，被迫卧床。我立即赶去，见他还是老习惯———卧而不休，正垫着一块硬纸板在改我的文稿呢。我说：“我很矛盾：盼你看，怕你看。你都病成这样了，我于心何忍！”他说：“我喜欢看，喜欢做这件事。你有了新作，尽管送来，不必顾虑。”还没等我说话，他又说：“桌上第二摞书上的第二本是你文章的剪报，你拿出来看看。前两天见报的那篇排校中有两个错。”
用一生书写《父亲长长的一生》
乙酉年的大年初一，照老规矩我是要去东四八条拜年的。听说至善兄住院了，就来到医院。听先到的一位老朋友说，他已守了3个多小时，至善兄一直在昏昏沉沉地睡。听在旁照料的至善兄的小儿子说，他常说梦话，连做梦还在改我的稿子。我心里很不安，就说，“回头我把稿子带走吧”。正说着，至善兄忽然眼睛睁开了一条缝，他发现了我，一下睁大了眼睛，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我扑了上去，他一把握住我的手，紧紧地握着，一直没有松开，我顺势坐到床前的小圆凳上，脸对脸，还没顾得上寒暄问病，他就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我的文稿。其中讲到随叶圣陶先生参观小学的时候，我们同时想起丰子恺先生的一幅漫画和题画诗。至善兄问我：“那首诗是他自己写的吗？”我不知道“他”指丰先生还是指叶先生，就说：“是丰先生自己写的四句题画诗，我吟了‘踉跄趋讲席，诵读斗高声’，叶先生接着吟了‘我亦曾如此，而今白发生’（我摹仿了叶先生的口音和语调），我们相视大笑。”至善兄也笑了起来。显然，这段文字也引起了至善兄对童年的回忆。
2005年3月5日早晨，听到医院报病危的消息，我赶到医院。至善兄全身插满了管子，布满了电线。看见我进去，他突然兴奋起来，一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边高兴而无声地笑着。我用吴侬软语叫了声“阿哥！”是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了。他非常激动，伊里哇啦地说了一串带着浓重喉音的“话”，可惜他女儿小沫把耳朵贴在他嘴边，还是什么也听不清。我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见他安详入睡，两道厚长的白眉毛，高耸的颧骨，微微翕动的鼻翼，白里透红的脸色，跟他父亲一模一样。小沫送我一本刚出版的至善兄的力作《父亲长长的一生》。唉！至善兄自己长长的一生，几乎都在用笔、用语言、用实践写作和解读、传承他父亲长长的一生，却很少写他自己。我很后悔动手晚了，关于老叶老的《回忆》刚开了个头，就要来回忆小叶老了。唉！“可怜八宝山上骨，犹是亲友梦里人”。但愿多少能留下一点值得别人回味的东西。
（作者曾任叶圣陶秘书）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6年03月20日 第七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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