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同志去世了。心里有无限的哀痛。我不说“悼念”，而要说“怀念”。因为心中涌起了对李庄同志的怀念之情。“老李头”，则是上世纪70年代人民日报夜班印刷厂工人们对李庄的亲切称呼。在我的记忆中，被这样称呼的还只有李庄同志一人。

　　30多年前，我以弱冠之年加入了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行列。我们可能是“文革”后期第一次这样大规模的从各大专院校分配到人民日报社。所以，老同志们都亲切地称我们是“新来的大学生”。多年后，很多同志都已经走上了报社和新闻界的领导岗位。应该说，这批人，或多或少都曾经受到过李庄同志的直接教诲。

　　刚进报社时，编辑部的办公楼和印刷厂车间都还在王府井大街。党员干部经常去5楼会议室开会、听传达。有一天，有人问我，你知道你边上坐着的那两个是什么人吗？我说，那是文艺部的，听别人叫他老田。大概是田钟洛吧。这位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同志笑笑说，他就是诗人“袁鹰”。边上那位是毛主席说的小人物“李希凡”。这可把我吓了一跳。袁鹰，儿时读过他的诗歌嗳。小人物“李希凡”是何等的人物！后来，我又发现了好多以前听说过的名人，原来，他们都是人民日报的干部。能和那么多早就听说过的名人一起共事，心里真是又惊又喜，也很自豪。由于我孤陋寡闻，听说李庄同志已经是1976年的9月里了。

　　那时，我被临时派到中央调查组去保定地区工作。我所在的小组就负责徐水县的调查，由中央组织部的3位同志和一名新华社军事记者组成。在徐水，当地干部向我说起，“人民日报的名记者李庄，那可是我们徐水人。”言语中很是自豪。

　　回到报社后，国际部领导派我去上“一段”国际版夜班。这一上，就是好几年，其间编过新闻版和专版。当时，李庄同志分管夜班。他常常自己到排版车间去取大样。夏天，穿一件老头衫，理一个平头，见人总是笑呵呵的，十分平易，不说，那里知道他早在60年代中就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那里知道他过去的辉煌历史。

　　那时，报纸印刷真还是“铅与火”的时代。上夜班时，先把重要的电文发排小样。上了版面后，工人要根据编辑的改动，重新找铅字、拼版。我们刚进报社就在排字车间工作了几个月。上夜班后，每天要去送小样、取小样，然后送大样、取大样。经常看到李庄同志。虽然他比我的父亲还要大几岁，但是，我也和编辑部的同志们一样称他“老李”。从不觉得拘谨。老李话不多，偶尔也说上几句“奥，国际版新来的大学生。”我点点头，有些腼腆地说：“是。”“上上夜班有好处。每天可以最先看到别人还不知道的新闻。”“是。”我还是这样答应一声。老李笑了。他和蔼地说，“当记者可别老说‘是’。要实事求是。”开始，我还不很明白老李的意思。后来，又碰上他。一来二去，也是熟悉了一点。他对我说：“现在上夜班，当编辑，可以锻炼自己。将来你们还要去当记者，要刻苦。不光是体力上，思想上更要刻苦。”

　　1977年，李庄恢复了副总编辑的职务，还是上夜班，大家还是称他“老李”，排字车间的工人还是亲热地称呼他“老李头”。他也总是笑着点点头。直到80年代末以前，报社都是保持着这样的风气。胡绩伟总编辑，后来担任社长，大家都称他“老胡”。秦川总编辑后来担任社长，大家称他“老秦”或是尊敬地称他“秦川同志”。只有一个例外，就是粉碎“四人帮”后，奉党中央命令来接管人民日报并曾经担任过副总编辑的迟浩田。他以前是解放军北京军区副政委，因此，大家都称他“迟政委”。80年代末以后，我担任驻外记者回来才发现报社也已经以职务相称了。

　　70年代末，为了扩大报道面，加强深度报道，国际版开辟了专版。我在专版当编辑。天天为一些大块头的文章发愁。不是领导的，就是老记者、老前辈的，谁的也不好动。有一天，我一上班，组长陈有为就给我一篇“出访归来“的大文章。又是一位老领导、老前辈的。洋洋洒洒四、五千字。我看了，实际内容不很多，提笔就删去了一大半。还剩千把字。我说“差不多，可以发排小样了。”组长皱皱眉对我说，“这样行吗？”他看看我，犹豫地说：“要不你自己去和老廖说一声。”老廖是当时国际版的主编廖胡今。老廖看了看，没吭气。刚好已经是吃夜宵的时间了。我们就一起去食堂，一路上，我又把理由对他说了一遍。他说：“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不大好办噢。”到了食堂，刚好老李就在边上一张餐桌。老廖说：“刚好，你自己对李庄同志说吧。”老李听我说完，笑笑说：“我看没问题。你们定吧。XX同志写文章是有这个毛病。”

　　第二天，文章就这么发表了，那位老领导、老前辈也没提什么意见。这件事过去了很多年，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李庄同志就是这么鼓励年青人独立思考的。80年代初，我到记者部和上海记者站工作了几年。每次回报社看到老李，他总给予热情的鼓励。有一次，写了一篇调查报告，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加了按语，报社又特意配了评论，然后两次“送中共上海市委阅。”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亲自给李庄总编辑打电话，提出不同意见。报社编委会经慎重考虑，决定撤消这组报道。回报社后，老李看到我笑笑说：“地方领导有他们的想法和安排也是很正常的。当记者，以后还是要好好干。”有总编辑这么一句话，我的心里得到很大安慰。

　　1985年9月，李庄总编辑在国际部的请示报告上签名，同意我跟随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出访。11月的一个晚上，我完成任务回到报社。还没敢去看望老李。想不到，刚从国际部办公室出来，却在走廊里迎面碰上了李庄同志。他高兴地几乎是跑过来。高个子的他，还要弯了腰，拉着我的手亲热地说：“回来了，干得不错，辛苦了！”我觉得好感动。我说：“也没干得怎么样。”他说：“你写的通讯、消息和社论我都看了。听说领导还表扬了咱们报社的这次报道。”

　　后来的很多年里，我一直在国外、回到国内也不在北京，就很少看到老李和其他前辈，也没有机会再聆听他的教诲。但是，心里却一直惦念着他。当记者的这些年里，我也采访过战争、报道过大地震、各国首脑或国际会议、奥运会等等许多重大新闻事件。我始终认为，我们的新闻理论和实践，并不落后于西方。这是因为，我们曾经拥有过李庄同志等这样一批出色的新闻前辈以及他们的言传身教。

　　老李，请允许我第一次向你敬礼，并再一次说“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