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3月21日讯 记者关莹报道：今天举行的教育部2006年第5次新闻发布会上，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田淑兰在回答记者问时表示，降低高等教育收费比较困难。

　　有记者问，两会期间有一个来自青海省的全国政协委员提案，指出一个西部贫困农民35年的纯收入才能够供养一个大学生，他还讲到，近20多年全民人均增长不过3-5倍，大学学费的涨幅达到35倍多，甚至是50倍，收费要以群众为承受原则，目前大学收费的标准是否已经超过大部分群众的承受能力？这种情况是不是教育产业化的结果？

　　田淑兰首先回答，“乱收费”和“高收费”不是一个概念。“高收费”的问题是即使是合理收费，那么如何掌握它的度。

　　其次，扩张使得大部分孩子能上学，这是大趋势。我国农村在80年代的大幅提高收入后，90年代比较迟缓期。扩招之后，很多过去上不了学的孩子，现在有机会上学，贫困家庭的孩子也有机会上学，这是一个大形势。现在按90年代末定的标准，就是运行成本最高不得超过25%，这个限度是否合理，是否能够降低，这需要科学的计算，进行调查研究。

　　第三，收费维持2000年的水平，从一个角度上已经尽量减轻了群众负担。从2003年加大治理力度后，教育部，包括中央治理的协调小组，连续多年发出通知，要把教育收费的标准保持在2000年水平，不准提高。不准提高是指，从2000年―2006年，物价指数，水、电和各种费用都在涨，学校的教育成本在增加，但是收费不准增长。再另外一个角度上这已经回应了尽量减轻群众负担客观要求。

　　第四，我国以较少的教育自愿负担超过全球四分之一的教育人口，收费再降比较难。但根据目前我们国家的状况，再减比较难。我国承担全世界26%的教育人口，我国人口占世界是五分之一，可教育人口超过全球四分之一。但是我国占有世界的教育资源很少，在投入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下，我国支撑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教育人口。从这个角度上，我国投入的效益是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