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高空自杀”：常年奋战在高空救援一线的市公安消防支队有关人士介绍

　　本报记者 曾璇蔡霞雷鸣一人伫立楼顶，消防、公安云集，车龙连绵数公里……这样的场景，也许你已见怪不怪。是的，又一个人，以生命当筹码，以死亡作威胁，以涉险为代价，希望解决问题。这样的事，每天在我们的城市，不少。本报昨日报道：广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去年出动抢险救援2851次，其中实施高空救援就有近500次，近九成是假跳楼；广州市劳动监察部门，最多一天曾经接过37宗“报料”，都是讨欠薪或劳动纠纷、经济纠纷引发的真真假假的自杀……而由此导致的塞车、迟到、误机、停电，及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等，难以计数。该谴责他们吗？该处罚他们吗？也许法理上可以找出种种支撑的理由，可另一个角度来看，何等的无奈、无助、无望，才能逼得一个人甚至一群人，以生命当筹码？是什么样的群体，手中仅有的筹码，便是自己的性命？有识之士指出：面对屡见不鲜、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的“自杀要挟”，更需要拷问的，不是这些被迫上演“自杀秀”者，而是我们社会的“鸣冤”途径、应急机制以及社会保障系统。

　　劳资纠纷占主导

　　是什么原因导致“自杀秀”一再上演？由于有关部门并未对自杀及自杀未遂个案进行过统计，本报记者只能综合见诸报端的个案，请有关专家进行分析。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广州经媒体报道的跳楼、跳桥自杀个案达78宗。其中，欲跳而最终未跳的为36宗，约占47.4%。平均下来，几乎每月至少有3宗影响公共交通或公共秩序的自杀未遂个案见报。除2宗“疑有精神病”和10宗“原因不明”外，“希望解决个人问题”成为“自杀秀”的主因。这其中，因劳资纠纷及经济纠纷而起的为12宗，占1/3；因家庭或感情纠葛导致的为7宗。此外，还有部分因为“不满法院判决或政府做法”、“生病无钱”或是“找不到工作无钱回家”而选择走这样的极端方式。实施“自杀秀”的，男士似乎多于女士。见报个案中，男士为31人，女士为16人。常年奋战在高空救援一线的市公安消防支队有关人士介绍，一般年前年后，都是接报高峰。年前多为各种各样的劳资纠纷、经济纠纷引起；年后则不少找不到工作产生挫败感而想“一跳了之”的。上演“自杀秀”男士多为30岁以上，讨薪、讨工程款或工伤赔偿的居多；而女士则多为30岁以下，被感情纠纷困惑。

　　对自杀秀者岂能一罚了之？

　　据了解，西安等市对自杀秀采取处罚措施；广州也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拘留过部分演“自杀秀”者。不过，有人指出：上演“自杀秀”者至少对于社会法理、正义还没有最后绝望，如果只顾打击“自杀秀”者，可能会迫使一些人，采取更极端的方式，报复社会。社会的正义应当处罚的是那些逼迫他人上演“自杀秀”的元凶，而不是“自杀秀”者本人。不排除一些人希望通过媒体扩大影响以解决问题；但更多情况，是以“自杀秀”等激进方式“鸣冤”，显示出我们的“鸣冤”途径仍不够顺畅，某些制度也不尽合理。有社会学者指出，要争取把这种极端的方式，变为有序管理,使一部分人冤有可伸，怨有可诉，下言能上达，但又不至于妨害其他社会成员的正常生活。对于“自杀秀”，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分析，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比如城乡差别、盲目建设等等。要“治本”，应采取多项措施，如加强“鸣冤”或者说是解决问题的渠道，完善社保体系，法院对这类案件要快审快结等，而不是简单地对演自杀秀者一罚了之。他曾在两会期间提出建议，希望有措施解决外来工工资拖欠问题，防止自杀秀愈演愈烈。全国人大代表、省劳动保障厅厅长方潮贵也曾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修改《刑法》、增加“拖欠工资罪”的建议，希望能严惩相关行为。（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