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南京

　　刘小萌，1952年生于北京，1968年赴内蒙插队，现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北大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在研究清史之余，自发研究知青史，著有《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知青口述史》，是国内从历史学角度较为完整梳理上山下乡运动的代表著作。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出版于1998年，封面装帧是一片混沌的红，隐见风起云涌。背面用蓝色斜体字大书：

　　“大潮涌来——几千万少男少女的黄金年华卷进了黑泥黄沙红壤，山川田野莽原。”

　　不知此话出自谁口，如是书作者本人，那说明刘小萌暗地里还是一个诗人。不难假想，偌大中国某些角落必定会有某些读者，对着这两句诗黯然神伤甚至潸然泪下，且与诗句本身的优劣无关。

　　曲线救国圆了大学梦

　　1973年，初中文化程度、在内蒙插队5年的放羊倌刘小萌转回河北保定原籍，在完县（今顺平县）当起了农民。因为无法回北京，只好采取这么一个“曲线救国”的路线。从农村转到农村是没问题的，那边是牧民，这边是农民，都还属于与工农民众相结合范畴。

　　一年以后，知青刘小萌当上了生产队长，外来户能在农村当干部，一是因为知青有文化、能吃苦，二来没有社会关系，得罪人的事情可以干。就这么当了两年农民，被县里推荐去了保定技工学校，半工半读。

　　“本来推荐我去河北师院的，结果另一个知青认识知青办主任，请他吃了顿饭。我当然没请他吃饭。最后那人去了师院，我就给分到了技工学校。当时学校里聚集了许多北京、天津老三届的知青，因为上技校可以把农业户口恢复到城市户口，虽然你毕业以后只是当一个工人，但是你也有跳龙门的感觉。”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的刘小萌“根深蒂固地想上学”，在技校里学的是锻造，简单地说就是拿汽锤打铁。那一年，他在学校里学习打了5把斧子，好几把刀——那年头人们用刀斧似乎特别费，因为要武斗，还要砸四旧。除此之外的另一项重大收获就是回了7次北京，离得近了，而且当时保定“武斗得乱哄哄的”，坐火车不用买票。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刘小萌考进了河北大学历史系。数理化荒废了那么多年，学理科是没法想的了。学中文的父亲建议子承父业，他不情愿，一心想离政治远点儿，“文科里面，历史离政治最远。”

　　他压根没想到，十多年后，他又会在清史之外，自觉自愿地另外研究起知青史，一下子把自己重新纳回跟当代政治无法剥离的境地。

　　不入主流的“独行侠”

　　因为研究清史而获得国家特殊津贴的刘小萌，半生最自豪的却是知青史研究。他说，虽然给他带来职称、奠定他专业地位的是那些清朝满族，但是他觉得自己最有价值最有回报的业务，却在知青领域。这个研究，“是跟现实，跟一代人命运直接相关的”。

　　1990年代初，博士刚毕业的刘小萌开始着手梳理中国知青史。

　　从上世纪50年代初起，国家逐步明确了把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引导到农村从事生产的思路，试图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偏远山区的事业结合起来。1962－1966年，全国有近130万城镇知识青年下乡。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上山下乡活动进入了新阶段，1966年下半年起，到1968年，各地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毛主席“再教育”号召发出以后，知青上山下乡基本上成为一项制度。

　　“文革”期间，全国共有1400万知青上山下乡，这意味着1％10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式下被送往农村。

　　因为研究知青史，刘小萌在原先的科研队伍里一度受到排挤，成稿的论文和书稿也迟迟不能付梓，同时，他还不能荒废本身的专业。

　　“我当时是副研究员，专业上有压力，评职称那会就特别忙，天天熬夜，4个月写了40万字，那时候还没电脑，全靠手写，手老麻，后来凭借着论文《爱新觉罗家族全史》评上研究员，庆幸没耽误。现在我隔几年就拿出一段时间来做知青研究。我老在反思，我们知识分子自己有没有好好地利用环境来做点事。起码，在知青史上，大的问题、大的事件目前还没有没写出来。书稿老是不能及时发其实也是好事，放在那里就会老去修正它，希望它能尽量减少局限性。中国当代史研究是比较滞后的，但是知青史这一块，现在我们跟国际上还是接得上轨的。”

　　因为不接近学术主流、长期独来独往，同事管刘小萌叫“独行侠”，他自己苦笑，说大概是当知青时放羊的潜在影响，强化了自己的自由散漫、学术上边缘化，和思维观点上的自由主义。

　　他没有知青情结。他怜惜所有与自己有着相似命运的人，比如他的妹妹刘小茁。这个姑娘15岁时在“工宣队”的强制下到延安安塞插队，新挖的窑洞还没搬进去就塌了，万幸捡回一条命。后来为了照顾哥哥，善良的妹妹放弃了回城，永远地扎根在河北保定，47岁提前“内退”。

　　刘小萌给许多知青做的口述录音，都是妹妹帮助整理。刘小茁把这些说话南腔北调，声调忽高忽低的录音，耐心地整理成文字，不为别的，就因为她也是“知青”。

　　“你为什么不说？”

　　《中国知青史——大潮》以后，刘小萌又完成了《中国知青口述史》一书，全书收录了13位知青的各自不同经历，刘希望用活生生的个体来补史、证史，让历史鲜活起来，弥补第一本书凭文献史料研究的缺憾。

　　他在这个过程中结交到了不少掏心掏肺的知青朋友：许多人热情无私地支持他，为他提供当年的史料和珍贵的照片；到哪里考察都有知青像招待贵宾兼多年老友一般招待他；他去湖南调研，知青出身的“湖南钢铁大王”给他一张卡，在赔钱赚吆喝的“知青酒家”里管吃管住……

　　1700多位知青里，选出十来个有代表意义的个体，以多元的观点和写作手法来呈现历史，刘小萌说，非和知青广泛地、长期地交朋友不可。

　　一位知青在做口述的时候，说母亲是病死的，交往多年，一次与刘酒酣耳热之时才吐了真言：母亲是红卫兵抄家的时候被打死的。当时兄长拿着擀面杖挺身而出：你们谁敢动我妈，我跟你们拼了！结果，也被当场打死。嫂子带着孩子改了嫁，侄儿至今不知道自己身世。

　　刘小萌瞪大眼睛：你为什么不说？你哥哥是英雄啊！

　　虽然有着种种限制，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口述史》中还是尽力呈现了一幅比较全面和多元的知青众生相。这其中，有曾经风光一时的知青典型、有返城风中脱颖而出的民间领袖，也有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

　　——张韧，知青中的“大姐”，1962年考取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但她放弃了，执意下乡，是当时著名的知青典型；

　　——柴春泽，一个极左路线猖獗年代的知青典型，曾被刘小萌形容为“有写信癖”，但通过接触了解，刘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朴实而又循规蹈矩、拘谨认真的老好人；

　　——刘继业、吴献忠，辽宁知青典型，“文革”后同遭牢狱之灾。出狱后刘继业成了大型国有企业的中层领导，吴献忠虽然没了党籍，但依然坚信共产主义，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居，等待着有一天能够重新入党；

　　——安海燕，13岁遭遇“文革”，靠捡破烂养活全家，17岁下乡当赤脚医生，因成绩突出成为典型，但就是这个给病人大胆扎针治疗的赤脚医生，居然直到新婚之夜还没有任何性的常识，以为自己是个半男半女的“中性人”；

　　——欧阳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几万知青返城的组织者，人称“半条命”；

　　——小月（化名）：19岁在东北兵团为扑灭山火而遭毁容，整容不成，百病缠身，一生未嫁，从此与“幸福”二字绝缘。

　　……

　　小月在口述里的一段话大概代表了很多知青的心声：

　　“我们这一代人有许多共有的名字 ：共和国同龄人、老三届、知识青年。从任何方面而言，我们都不具备与国家、与时代讨价还价的条件。知青是背负沉重十字架的一代，永远在替父辈、自己甚至后代偿还债务，身上有着抹不去的悲剧色彩，惟一支撑我们的是坚强的意志和艰苦岁月的磨练。

　　“没人去追寻历史的责任，纵然我们对历史有过怨言，也已在挫折里将一切看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