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文章说，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新京报》3月18日）

　　6000亿元，什么概念？相当于3个三峡工程。如果再加上通讯费、职务考察费等办公费用，毫无疑问，每年公务员的职务消费，怎么保守估计都要超过7000亿元。这是1979年全国的GDP总量，是上海市2004年全年的GDP总量，是四川省2005年全年GDP总量。

　　有数据显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全国的财政总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到2005年的3万亿元，增长了约28倍。然而，在1978年，我国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费用，还不到50亿元，这与今天的7000亿元相比，20多年时间，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多倍，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4％上升到25％。在国外，职务消费一般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至6％。

　　职务消费，已经成腐败的温床！更令人担忧的是，过度的职务消费，必将增加人民的财政负担，并带来财政扩张的“挤出效应”。职务消费从原来的4％上升到25％，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都意味国家用于其他方面的投入在减少。这两年来，教育、农村、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不足已经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职务消费挤占公共投入的部分最终会以各种形式转嫁到民间，并由此带来“职务消费”的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经济学教科书这样解释：政府增加某一数量的公共支出就会减少相应数量的私人投资，从而总需求依然不变。比如，财政支出扩张将引起利率上升，抑制民间支出，特别是抑制民间投资；此外就是政府向公众借款，也会引起政府和民间部门在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减少了对民间部门的资金供应。不管是哪一种，都意味着私人投资会从经济活动中被排挤出去，产生行政支出的“挤出效应”。

　　这一点显而易见，政府或国有单位的贷款有多容易，就意味着民营企业的贷款有多难。近年来，利率接二连三地上调，虽然说这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是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扩大国内需求，但若说这里面没有过度职务消费的因素，恐怕很难说得过去。

　　此外，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估计，中国30多个省份，“县乡两级的债务要超过1万亿元”。这些债务从何而来？钱又用到哪里去了？“西部贫困县，欠着群众钱；领导照摆谱儿，屁股坐丰田。”这种现象并不少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地区的经济照样落后，环境照样恶劣，国家给的财政补贴和当地的财政收入却照样被滥用。可以想象，有些领导的屁股舒服了，很多群众的日子就不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