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最末一周，我有机会去了一趟韩国，采访它的文化产业。

　　大约在1997年，韩国提出“文化立国”，几年功夫，便快速成为世界第五文化产业大国，有人说这是一种“戏剧化的成功”。

　　韩国的影视原先也不灵，拍出的东西没人看。但如今，韩剧的输出很厉害，韩国电影在国内市场上的占有率达60％。这个冬季在韩国，有6部西方和韩国产的电影同时上映，在市场上较劲儿，表现出韩国电影现在的自信。

　　他们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其中发生了哪些事情？政府起了多大作用？文化人做了怎样的努力？韩国人到底是如何齐心协力地把自己的文化产品推向世界？

　　临走前，我用5号字打印出了几页纸的问题，但最核心的问题其实就一个：韩国文化产业的经验是什么？

　　在韩国，我采访了多位导演、制片人、投资商，走访了民间和半民间的机构，也见到了政府官员，他们是“韩流文化”的亲历者和创造者。

　　“我就是要拍那些人们不太知道、但又很重要的历史人物”

　　李丙勋：电视连续剧《大长今》的导演。我们是在一山市电视台里见的面。他正在摄影棚里加班加点地赶拍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薯童谣》。

　　董：听说你拍了30多年的电视剧，以前拍和现在拍，有什么不同吗？

　　李：上世纪70年代拍片子审查严格，有题材方面的限制。我是8年前开始拍历史剧的。年轻的时候，我是按照长辈们的要求选择题材，现在，我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拍连续剧的。

　　1999年，我拍了古代名医许俊的故事，那个故事里涉及了古代“女医制度”，这个制度只有韩国才有。那时候人们很保守，贵族人家的女人生病了，是不能让男医生看的，因此有了这个制度。女医的地位低下，但医术高，她们只能看病，不能开药，这些事有历史记载。

　　董：你怎么不拍皇帝剧？

　　李：曾经拍过。许俊算是“中人”，到了大长今，我拍的就是贱人，最下层的人。

　　董：拍哪种人收视率最高？

　　李：还是大长今的收视率最高。大长今虽然出身卑贱，但她的才能高，达到了她那个行业的最高地位，成为女御医，是历史上惟一一位。

　　现在是专业化的时代，人们很重视专业才能，能够达到专业上的最高水平和地位，是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所以，《大长今》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受到欢迎。

　　董：有位中国演员批评《大长今》，说针灸明明是中国人发明的，《大长今》里说是韩国人发明的，你怎么看历史剧的真实性？

　　李：首先我要说明，在《大长今》里没有说针灸是韩国人发明的，这是误解。中医是从中国传来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像《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书，一直流传到今天。

　　早在开拍前5年，我就选择了“大长今”这个题材，我看了50多本相关的历史书，做准备。编剧一共读了100多本资料书。我们共同定了主题，选好一个点，然后边写边拍，她提前一两个星期写好剧本。

　　关于真实性问题，我的电视剧里的故事，90％是虚构的。

　　董：怎么才能让年轻人对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有兴趣？

　　李：我的观众主要还是年轻人。《大长今》的故事背景是古代的，像古代的建筑、服饰、语言、场景等。但它的主题是现代的，反映人与人的关系和矛盾、人生的选择和困惑，以及亲情、爱情等，这也是现在的人要面临的问题。

　　电视剧边拍边播，有时会根据观众的意见修改，比方说一个人物本来在第17集的时候死掉了，但是观众还想看，结果改在27集才死。以观众为主，以观众的需要为主。

　　董：你用怎样的历史观，来拍历史剧？

　　李：皇帝对国家来说是重要的，但有的平民人物在历史上也很重要。像中国，发明火药的人、发明造纸的人，显然比皇帝更重要。我就是要拍那些人们不太知道，但又很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对民族有贡献，是很有才华的人，哪怕他们是平民百姓。

　　“电影是给老百姓看的，由老百姓来评价就够了”

　　金性洙：电影《武士》的导演，也是第一位与中国合作拍片的韩国导演。他所在的韩国综合艺术学院正在和北京电影学院做一个项目：中韩学生异地合作制片项目。他说希望通过这类活动“培养出能够主宰亚洲电影市场的专门人才”。

　　董：你的《武士》在中国被砍掉一些，是吗？

　　金：一开始，我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剧本写完后，我请了一些中国导演看，他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电影拍好后，确实被砍掉了一点儿，对整部电影影响不大。但电影审查这个制度，对拍电影的人来说，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

　　其实，这种制度对韩国导演来说并不陌生，也不觉得奇怪。我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拍电影的，那时候正是全斗焕时期，在学校拍学生运动是被禁止的，会被警察逮捕。

　　我是上世纪80年代读的大学，那时上映的85％都是美国片。你就是去电影院看韩国片也不敢说，否则别人会奇怪地问：干吗看国产片，不看美国片？进入电影界后非常苦恼，如何拍好韩国的电影，如何突破？

　　可是，10多年后的今天，韩国电影，已占国内电影市场的60％，我自己也感到是个奇迹！

　　董：假如原来的审查制度依旧存在，韩国电影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金：我的长辈们，对电影审查制度已经没什么意见，习惯了。但我们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导演们，就不是这样了。

　　我认为，电影是给老百姓看的，由老百姓来评价就够了。如果他们说我们的片子不行，我们就不拍了。监督审查的人，水平又不比老百姓高多少，该拍什么，不该拍什么，凭什么由他们来决定？

　　我们的这些想法，得到了广大国民的支持。韩国电影发展到今天，现在回过头来看，不是政府主导，不是电影人主导，而是老百姓主导，即国民的力量。

　　董：你参加过“光头运动”吗？

　　金：参加了，当时有50多位导演剃了光头抗议。出于贸易利益的考虑，美国要求韩国政府再降低国产电影的放映比例，并许诺在资金上给予援助，政府同意了。当时国产电影只占25％，再降低，韩国电影就没法活了。这件事被韩国导演知道后，为保住原来的放映比例，发起了这场“光头运动”。政府说假如你们听话，同意降低比例，政府可以给你们投一大笔钱。导演们不要，说：千万别帮我！

　　董：拍电影不缺钱吗，政府投钱不好吗？

　　金：一旦接受了政府的资金支持，我们再拍电影就可能受到限制。它只要保持原来的电影放映比例，就可以了。

　　董：中国现在很支持国产电影，像《十面埋伏》上映时，电影院里都不放其他片子。

　　金：韩国电影受欢迎，有些中国人理解为由于韩国政府的积极支持，我的看法不同。现在的原因，用韩国导演的话说是：日新又日新！

　　日本、香港的电影为什么不行了？比如说香港电影，一部片子火了，导演就会拍续集，甚至拍续一续二续三。当然，一部片子受欢迎，再拍续集，应该比较容易，也能很快挣到钱，这对导演来说确实是个诱惑。但韩国导演几乎不拍续集，即便一部片子票房很好，也不拍。

　　虽然韩国电影占市场的60％，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韩国导演，并不感到轻松，一直很紧张，老是在想如何拍新的更有突破的电影。

　　董：韩国电影现在在题材上，没有任何禁区？

　　金：没有，完全没有题材上的限制，但韩国导演遇到了另外的难题。

　　现在的观众跟以前不同，他们可以看的东西很多，不仅看录像带、DVD，而且通过新科技，比如网络接受更多信息。看的东西越多，知识水平和欣赏水平越高。假如一部电影10分钟之内抓不住观众，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或者让人猜到后边的内容，观众可能就不往下看了。

　　我们现在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满足年轻人的已经变化了的快节奏的欣赏需求。电影市场在不断地变化，我们也必须跟着它改变。

　　“中国的电影在韩国不受欢迎，是因为题材不丰富”

　　金亨骏：韩国电影制作者协会会长，电影《实尾岛》的编剧。电影制作者协会是独立的民间协会，代表电影制作者的利益，维护他们的权益。目前有1500家电影制作公司为会员单位，韩国电影80％是由这个协会会员摄制的。

　　董：现在韩国政府的电影配额、分级制度，会不会有损电影制作者的利益？

　　金：不会。规定每年必须有106天上映国产电影，目前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与“影像物等级委员会”也没有矛盾，如果有分歧时，我们可以发表意见。像最近有部片子，有点问题，电影制作公司自己就剪了。你们刚才去的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也常常听取我们的意见。

　　董：在韩国，现在拍一部电影，需要走哪些程序？

　　金：很简单。只要你有电影公司，就可以拍电影。拍完后，送到等级委员会分一下级，是15岁以上的人看的，还是18岁以上的人看的，分好级，就可以上市了。

　　董：拍片的钱好找吧？

　　金：除了投资商外，韩国有电影投资基金。他们根据剧本、导演、摄制公司的情况，决定投资。董：国外资金也可以投拍韩片吗？

　　金：可以。

　　董：不知为什么，在中国的电影院里，好像很少能看到韩国电影。

　　金：2005年，通过正式渠道，进入中国电影院放映的韩国电影，几乎没有。

　　我要特别说明一点，有人对“韩流”反感，说为什么你们老是出口，而不进口？我的一点看法是，外国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在韩国不受欢迎，这是因为电影题材不丰富，故事简单，所以，不太适合韩国观众看。

　　韩国电影一下子火起来，是从1996年开始的。那时宪法仲裁委员会判决审查制度违宪，没有法律根据，属于非法，因而被废除。电影人的创作自由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正是从1996年开始，电影人的创造力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生死谍变》的票房，在韩国突破了《泰坦尼克号》，韩国电影开始受到世界的关注。

　　“以前就是审查，现在主要是为了保护青少年”

　　李敬顺：韩国影像物等级委员会委员长。

　　委员会由15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分别由总统任命，或由艺术院院长推荐，身份是电影专家、社会名流、市民、学生及家长代表等。委员会下设电影、录像带、游戏等小委员会。委员们不拿工资。

　　董：这个机构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

　　李：是完全独立的专业机构，政府不能干涉。我们这个机构是1966年成立的，但过去的性质和今天的完全不同。以前军政府统治时期，不民主，主要的职能就是审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民主化后，这个委员会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保护青少年，对影像物划分等级而已。

　　董：涉及不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比如历史问题、政治问题？

　　李：99％不涉及，不搞这种审查。董：那1％还是涉及？

　　李：这是因为韩国的政治情况比较特殊，有南北朝鲜分裂问题。像上次有部卡通片，涉及朝鲜，有诽谤朝鲜的内容，有删剪。

　　董：比如《太极旗飘扬》、《共同警备区》这类片子，也不用审查？

　　李：这种题材的片子，现在完全没有问题。

　　董：假如电影制作公司对你们分级的结果不满，怎么办？

　　李：有两个办法，一是自己剪一下，再申请；二是向上一级委员会提出仲裁。我们不强迫，也没有权力剪片子。

　　董：分等级时，比如说色情，到什么程度，就会被认为可能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有标准吗？

　　李：等级分为15岁以上可看的和18岁以上可看的。像暴力性，如果场面非常残忍，有粗话、脏话的不行；色情方面，根据身体裸露程度，做爱场面等情况来划分。

　　董：但不让看的片子，小孩子看了，谁来处罚？

　　李：电影分级后，如果电影院违法了，由警察来管。

　　董：你们说不能看，但观众觉得可以看，与观众有矛盾了，怎么办？

　　李：这种事情几乎没发生过。家长们往往要求严格些，电影公司希望放宽些。我们委员会的组成一半是专业人士，另一半是观众代表。

　　“中国编剧写的作品，现实性强，缺乏商业性”

　　申铉泽：从事影视业20年，三和影视制作公司董事长。

　　三和公司是韩国最早拍摄电视连续剧的公司之一，已制作并播出了2000多个小时的电视连续剧。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韩剧《爱情是什么》、《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明成皇后》，都是这家公司投拍的产品。

　　由于对韩国大众文化的了解和所做的工作，他被政府任命为“亚洲文化产业交流基金会”董事长。

　　申：昨天，是中国文化院在韩国成立一周年，我们都去祝贺了。

　　很早以前，我就通过中国的进出口公司，引进了20多部中国电影，包括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作品。这些电影的上映，让韩国观众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电影。

　　董：你怎么看中国的影视业？

　　申：中国电影的艺术性很强，导演水平也很高，但不是大众片。现在，韩国从事影视业的人很难进入中国市场。比如说，中国的公司买了看好的韩剧，但回去后找不到机会播，播不出来，又退回来了。

　　我们亚洲是一个大家庭，应该共同协作，但进入中国的文化市场很难，相互交流还有一定的障碍。2008年北京要举办奥运会，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了，但在文化上还有所限制。就两国文化交流看，眼下的情况不太理想。

　　董：你们公司，拍出了不少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拍电视剧，你有什么诀窍吗？

　　申：拍电视连续剧的核心人物是编剧，一定要认识到编剧的作用。韩国电视连续剧在选择题材上，适合东方人的口味，相对亚洲其他国家超前一步。

　　董：你认为，中国影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申：中国电影，从导演、演员上讲，比韩国高一些，像章子怡、巩俐等已经是世界级的名星了，而韩国演员的名气要差一些。中国的导演好、演员也好，这种水平的国家该怎么做呢？

　　就我个人的经验看，中国编剧水平挺高的，现实主义、写实的作品多，但缺少幻想的东西，而韩剧是比较感性的。再比如说，中国电视剧一个场面拍的时间很短，细节表现不够充分，很快就过去了。另外历史题材太多，显得单调。

　　能否拍出好作品，我很看重编剧。一定要有好剧本，它决定电视剧能否成功，所以，我个人非常重视编剧。2005年，我们基金会在北京、上海举办了中、日、韩三国编剧研讨会，今年还准备搞。多一些沟通交流，目的是使电视剧更加亚洲化。

　　董：2006年还有什么打算？

　　申：有中国同行给我出主意：我们合作吧，我们合拍电视剧。问题是，中国编剧写的作品，现实性强，缺乏商业性，导演也是这个问题。所以，想跟我合作的中方提出，编剧、导演、化妆师等由韩方提供，演员、设备等由中方提供。2006年我很想尝试合拍一部电视剧，由韩国编剧写出剧本，再请中国作家改成适合中国观众口味的剧本。

　　文化交流不是单方面地宣传自己国家的文化，而是与对方交流沟通，互利互惠，达到双赢的目的。要寻找到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点，创造出新的东方文化。再说得直接点，就是希望两国影视人能共同携手，赚世界的钱。

　　“文化产生的影响力，不是光用金钱能够衡量的”

　　金荣缵：希杰集团媒体株式会社战略计划部部长。“希杰”本是一家老牌食品企业，生产“大喜大”等系列产品。亚洲金融危机过后，转投媒体娱乐产业，曾向美国的“梦工厂”投资3亿美元，在韩国收购了9个电视频道，内容涉及有线电影、纪录片、动画、体育、音乐、生活等，还参与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经营的连锁电影院占韩国的20％，投资拍摄过《我的野蛮女友》等影视作品。

　　金：媒体娱乐产业，是21世纪的热点产业。韩国的媒体娱乐产业每年以30％～40％的速度增长着。但在韩国，它的发展开始趋于饱和，所以，我们要打开世界市场。

　　我们在上海运作的电视购物非常成功，但在北京不是很顺利。在中国，开展媒体娱乐产业，政府有不少政策限制。

　　董：具体是什么限制？

　　金：首先，我们成立外商法人媒体娱乐公司就受到了限制，在北京成立分公司，我们整整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在制作节目上，在中国还必须有版权许可才能拍摄，要找到一家中国公司合作，我们才能制作……

　　董：既然受限制，你们还想做下去吗？

　　金：我们特别看好中国市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虽然现在有许多限制，但是，我们会从长远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它，我们可以等待。

　　在日本，在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我们的业务开展得都很顺利，只是越南有一点限制，但也没有像中国内地这样严。

　　董：既然进来了，你们打算在中国怎么干？

　　金：我们原来想在中国拥有自己公司的电视频道，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把业务重点放在节目制作上，比如投资拍电影、电视连续剧，电影院的建设经营等。

　　现在，我们已经在越南投拍了一部百集电视连续剧，编剧、技术人员由韩方提供，演员是当地的。但与中方合拍电视剧的计划还十分遥远。我们也曾想要制作一些娱乐性节目，但是也有困难，首先要得到许可，剧本、样本带都要送去审查。

　　董：对中国市场有了一定了解后，你觉得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关键在哪儿？

　　金：10多年以前，韩国也曾十分流行香港地区和美国的电影、电视节目。但是现在，电影市场60％放的是韩国产的电影，电视台主要时段播的也都是韩国自己制作的节目。

　　中国不仅制作费用低，而且有很多好题材、好故事。如果政策许可，中国和韩国完全可以合作，共同开发这些人文内容，制作出受欢迎的节目来。而且，就韩国的经验看，文化产生的影响力，不是光用金钱就能够衡量的，它可以带动和影响其他产业和其他方面。

　　假如中国也能制作出好的文化产品，我想也会在世界上刮起“中流”的。

　　“政府总是限制，显然不行了”

　　禹种植：韩国游戏产业院院长。

　　游戏产业院的办公地点选得挺有意思，是在一座大型百货商店的楼上。在这家商店里，就有一间大大的游戏厅。一见面，他就乐呵呵地说：“要想采访游戏产业，得先玩玩游戏啊。”

　　董：2005年，韩国的游戏产业赚了多少钱？

　　禹：国内市场的产值是5兆韩元，相当于50亿美元。

　　董：在文化产业里，是不是游戏产业最挣钱？

　　禹：可以这么说。它比影视和音乐的总和，高出2．5倍。在韩国，网络游戏占50％，其他还有游戏厅游戏、手机游戏等。

　　董：政府对游戏产业出台过什么支持政策？

　　禹：游戏产业发展起来，不是政府支持的原因，是民间自己发展起来的。

　　一开始，政府对游戏产业不重视，也不承认。1999年，游戏产业发展起来了，火起来了，政府预见到这个产业的发展前景，开始重视，成立了游戏产业院。

　　董：游戏产业院都做些什么？

　　禹：不一定给企业钱，他们有时需要一个国家的名分，举办国际电子竞技比赛；我们对优秀企业，哪怕是小企业，进行咨询，帮助它们与国外联系，介绍合作项目；向政府反映企业的意见、需求，以便制定出相关的政策；搞教育培训，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2005年以前，关于游戏方面的政策，政府出台的都是消极的、限制性的，不允许企业做什么，比如进入游戏厅者年龄登记制度等。到2005年以后，政府的态度才开始转变，变为积极支持、鼓励游戏产业发展。

　　董：以前，政府干吗消极？

　　禹：因为政府要保护青少年。

　　董：现在不保护了？

　　禹：韩国的任何法律都重视保护青少年。关于游戏产业的法律过去几乎没有，2005年才提交了《游戏产业振兴法》，现在还在审议中。有了法律，政府才可以正式帮助这个产业发展。

　　保护青少年与振兴产业不矛盾。政府不应该通过干涉企业来保护青少年，而是企业通过行业协会，制定出行业准则，用守则和行业自律来保护青少年。

　　董：你们有没有设置“防沉迷系统”，游戏玩到一定时间，“啪”地就自己停了。

　　禹：政府是不能这么干的。青少年玩的时间过长是个问题，但法律不能限制、规定一个人玩多长时间。如果民间公司开发类似“防沉迷系统”的产品，政府支持。

　　董：过去，政府态度消极，民间也发展起来了。现在政府帮不帮，又能怎样？

　　禹：一开始，政府看到这个产业的前景后，曾经想插手这个行业，比如成立了文化广播局。但插手市场时，用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名分，即我们应该保护青少年，而不是帮助企业来发展市场，是监督、限制。这样就有了矛盾，怎么办？政府总是限制，显然不行了。

　　后来政府意识到只能发展这个产业，但又面临一个问题：政府要帮助的话，必须依照法律去做，不然你有什么依据？所以，先要通过正式的法律才行。

　　董：企业愿意你们帮吗？

　　禹：迄今为止，政府都是以限制为主；从现在开始，以积极的态度帮助，企业应该是欢迎的。

　　全球游戏产业总产值是每年700亿美元，韩国现在只占50亿，比例不大。《游戏产业振兴法》通过后，希望扩大比例，能排进世界前3位。

　　董：中国人有来访问游戏产业院的吗？

　　禹：很多，有几百人吧，差不多各省文化部门的人都来过了。

　　2005年，韩国游戏产业出口是3亿美元，中国占30％。进口的中国游戏产品，目前在韩国还不太受欢迎，不太合乎韩国人的口味。游戏的内容很重要，一定要有趣，这样才能吸引人玩下去。

　　“韩国文化产业是民间自己发展起来的”

　　柳炳赫：韩国文化观光部文化产业政策课课长。

　　董：在韩国，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排第几位？

　　柳：其实，文化产业在国内经济规模中没占多少，出口更少，赚的钱其实也不是最多的。但政府为什么还很重视文化产业呢？关键在于它的影响和意义。通过文化产业，使韩国与其他国家有交流的窗口和桥梁，介绍韩国，让世界对韩国有印象，并不是以赚钱为主要目的。

　　董：韩剧里头几乎没坏人，重视家庭伦理，人与人的关系也挺和谐，感觉韩国没有什么社会问题和矛盾，这是不是政府倡导的？

　　柳：首先，政府不可以插手文化产业的具体运作。比如，不可以干涉电视剧、电影的拍摄、制作。其次，电视剧与现实有没有距离呢？可能是会有的，电视剧本身不是反映现实的，里边有虚构、理想的成分，比如追求梦幻的爱情、美满的家庭生活等，它反映的是老百姓想要过的日子。

　　董：在中国听到的一种说法是，韩国文化产业发展快，是因为政府支持的结果，比如出台一些政策。但到了韩国，听到的却是另一种说法，认为不是政府帮助的结果，而是由民间主导，形成和发展了文化产业。

　　作为政府官员，你的看法是什么？

　　柳：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文化产业不是政府帮助发展起来的，而是民间自己发展起来的。韩国的文化产业，看上去是在短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其实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处于萌芽状态。到了上世纪90年代，政治体制发生转变，社会民主自由，国民的参与性得到大大发挥。

　　董：你刚才说，政府可以劝告制造游戏的公司减少暴力游戏，假如企业不听劝告怎么办？你们的文化部门有没有什么执法权，比如查抄、没收？

　　柳：我们希望有权力，但实际上我们没有（笑）。

　　我们没有执法权，也没有强制措施，我们只有个“影像物等级委员会”，给影视片、电子游戏分分级而已。文化观光部的职责是为国民服务，也就是如何更好地让国民享受到文化带来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