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给一批科技新闻记者做了一个有关如何识别假科学新闻的讲座，有一个记者告诫我说不能太迷信科学了，科学的危害性有时要过很长时间才会被人们认识到，比如说农药DDT对环境的危害，就是在人类已经使用它很多年之后，才被一个叫卡森的美国女人发现的。

　　反对“唯科学主义”或反对“迷信科学”，是一些反科学人士的口头禅，这种说法听得多了，即使是科技记者也难免受其影响。我们也经常见到有人举DDT为例控诉现代科学的罪恶，极端环保活动家则喜欢以《寂静的春天》的作者卡森自比。那么，对DDT危害环境的发现，究竟是科学的耻辱还是科学的胜利？卡森究竟是反科学偶像还是科学英雄呢？

　　与今天许多环保活动家没有理科背景不同，卡森首先是一个生物学家。1926年她到宾州女子学院上学时一开始读的是文学创作，在其科学教师的鼓励下，改读了在当时很少有女性去读的理科专业———生物学。本科毕业后她到美国著名的生物研究所———伍滋·侯尔海洋生物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并在1932年获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海洋生物学硕士学位，之后继续在马里兰大学从事动物学教研。

　　1936年，卡森到美国渔业与野生动物局工作，从事科研和文字宣传工作，并在后来成为该局公共信息部的主任。在此期间，她出版了两本非常畅销的描写海洋和海洋生物的科普著作，为她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和经济收入，使她得以在1952年提前退休，专门从事写作。

　　1958年，卡森的朋友哈金斯夫妇写信向她反映飞机喷洒的DDT毒死了他们住地的鸟。卡森由此开始将其写作课题从海洋生物学转往生态学，在经过4年多的搜集材料、写作之后，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两年后，卡森因患乳腺癌去世。

　　卡森并不是第一个发现DDT对生态的破坏作用的人。事实上，在DDT被大规模使用之后不久，科学家们就已相当清楚其危害。

　　DDT早在1874年就被合成出来了，但直到1939年瑞士化学家保罗·缪勒发现DDT能够有效地杀死昆虫，它才被派上用场。1944年1月，盟军开始用DDT消毒，消灭了由寄生虫传播的传染病斑疹伤寒。之后，DDT又被用于控制其他由昆虫传播的传染病，特别是疟疾，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由于这个原因，缪勒在1948年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奖。

　　战后，DDT被作为农药广泛使用。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开始注意到了滥用DDT的危险。1944年，美国经济昆虫学家联合会曾发表声明试图改变人们对DDT“过分乐观和歪曲的印象”。次年，科学家们开始在一些报刊上介绍DDT的危害。1950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宣布“DDT的潜在危害性极有可能被低估了”。

　　卡森在接到哈金斯夫妇的信后，做了文献检索，并向她以前的同事们请教，很快就发现，科学界对DDT的危害性早就了如指掌。许多生物学家在她之前已多次试图引起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甚至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前夕，就有一名生态学家缪雷·布克金出版了一本内容相似的著作《我们的合成环境》。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按布克金的说法，卡森得以成功的原因是由于她具有“超级散文”写作才能。

　　由此看来，卡森绝非先知先觉者，更不是对抗科学界的斗士。恰恰相反，她是科学的英雄，充当了科学界的传声筒，用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优美的文笔让公众注意到了科学界的呼声，顶住了农药厂商的反击，并很快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的第二年，肯尼迪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杀虫剂的报告，大体上肯定了卡森的结论。随后，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管理杀虫剂的使用，并禁止了DDT的使用。

　　卡森并不一概反对使用杀虫剂。她只是反对滥用杀虫剂，支持有选择地、明智地使用杀虫剂，大力提倡使用天然杀虫剂和生物控制（如利用害虫的天敌）。在卡森看来，解决农业害虫的关键，不在于化学方法，而在于生物学方法。卡森没能活着看到转基因技术的诞生。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利用的正是卡森所大力提倡的天然杀虫剂和生物学方法。我相信卡森如果还活着，将会像其他生物学家一样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把卡森视为反科学偶像，借以反对转基因技术，乃是对卡森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