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明勇

　　2004年，针对所谓“南京高考之痛”大讨论，一位中学教师写了一篇《“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阐述了自己的思考，引发了全国教育界的高度关注，这位教师叫吴非，本名王栋生，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吴非的笔名在杂文界颇有名气。

　　半个月前，他又因一笔私人赠款，引起一些朋友的注意，———因为受赠对象是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而这笔钱是王栋生老师作为教育专家所获得的国务院特殊津贴。但是，没过几天，这笔赠款又经王选女士之手，兑换成30万日元，寄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群留学生手中了。

　　这两万元的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赠款背后又经历了哪些故事？日前，记者对这一事情进行了调查。

　　吴非赠款：

　　怎么用是你的事，我不管

　　吴非一再对王选说：“这不是捐款，而是赠款。我相信你，你绝对是个全中国都能够信任的人。钱送给你，我就不管了，怎么用是你的事情。”

　　2006年春天的一天，56岁的吴非老师走进办公室。备课组的几位青年教师一下子围了上来，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王老师，今天中午请我们吃顿饭吧！”老师们这样开心，是因为知道吴非老师获得了2004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两万元，人事部的通知就贴在办公楼的公告栏里。然而吴非轻声回答：“吃顿饭可以，不过是两回事。那笔钱我送人了。”

　　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吴非才说出了受赠的对象———王选女士。

　　谈起这件事的起因，吴非显得非常感慨。“几年前，我就开始注意王选了。很多人只知道科学家王选，却不知道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原告团的团长王选，她在国内也很寂寞，几乎是一个人的战争。当时就想到去帮她，不，不是帮她，而是从道义上、从感情上支持她，尽我的一份责任。”呷了一口碧螺春，他神色庄重地对记者说。

　　因此，政府津贴批文下来后，刚好王选来南京，吴非就直接去找王选要账号了。当时，王选并没有直接答应，“吴非赠给我的钱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精神负担，钱怎么使用是要给他一个交待的。不然，‘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刚才还在整理我这两年来的各种发票，有两大包，整整有一皮箱。”王选对朋友说。

　　对此，吴非认真地对王选说：“我再说一遍：这不是捐款，而是赠款。我相信你，你绝对是个全中国都能够信任的人。钱送给你，我就不管了，怎么用是你的事情。”

　　这些对话在记者南香红那里得到了验证。最初帮吴非与王选取得联系的中间人就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南香红。当吴非通过老友鄢烈山找南香红打听王选联系方式时，南香红当时回信，直截了当地告诉吴非：“在这里我特别感谢吴老师对王选对日诉讼和我们报纸的关注！我已经将您的意思转达给了王选，在这里我想先对您表示感谢。就是到现在，也没能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民间这几年对王选有了一些资助，但并不多，就我所知只有一家企业资助王选进行细菌战调查。因为没有民间组织，王选有时候也不愿意接受资助，收到的钱没有一个管理地方，王选不愿意将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那家企业资助的钱，王选是找了南京师范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设立了南京1644细菌部队调查研究的项目，所有用于调查的费用，由研究中心管理人员拿发票到那家企业报销……”

　　显然，南香红的顾虑一点也不多余。

　　交流中，王选说：“前两天，另一个王选去世，跟他比起来，我实在只能算小知识分子。”吴非回答：“‘知识分子’无大小之分，只有真假之别。你是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目前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缺钙，站不直。”

　　王选之困：

　　18次，她独自站在法庭上

　　母亲对王选说：“你不要住我这里了，你住一个月，光电话费就要3000多块，我怎么能受得了？”

　　事实上，王选是非常需要钱的。王选八年来的孤独和这种需要在南香红新著《王选的八年抗战》一书中被描述得感人肺腑。

　　“八年的时间，每次出庭的中国原告都有所不同，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出庭，四十一次法庭对峙，她的面孔次次出现，她就是王选。有很多很多次，中国的原告们没有力量从中国赶来开庭，她来了，只有她一个中国人，站在法庭上，面对着满庭的日本人。八年的诉讼四十一次出庭，她独自一人出庭的有十八次。十八次，整个法庭上只有王选一个中国人。”

　　“律师是日本的律师，法庭是日本的法庭，总是只有一个人，王选怕法官看不起原告团，她总是希望下面能坐满了中国人，她知道，这样法官的态度就会有所不同，她在日本尽量地说服在日本的留学生去旁听，有时候她也会抱怨：‘中国人好像只有我王选一个人爱国似的……那么大的中国，让我一个女的去跟日本人斗，中国男人都干什么去了！’”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八年，四十多次开庭，每一个原告到日本出庭一次的费用大约是1万元人民币。义乌的细菌战诉讼全部都是民间的自发行为，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原告出庭要自己掏费用或者到社会上去找赞助。王选和“战友”们在义乌动员了他们所能动员的全部资源，学生、朋友、部下，年年都要去做筹资的工作。“年年如此，大家都受不了了，一开始大家给钱痛快，后来也就难了。”

　　王选每次从国外回来，总是拖着两个沉重的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资料。她说她内心很苦，苦的是没有同行者。“其实，中国的学者是可以通过向国家申请经费去研究的。”王选说。而王选的花费都来自于自己，那是有限的。

　　其实王选到底在十年的诉讼中投入了多少钱，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成百次往来于日本———中国，往来于姬路———东京，王选用的大部分是自己的钱（有时经费十分紧张的时候，国内一些企业和海外华侨也给予一些资助），她没有用过原告团化缘来的钱，也没有用过日本人的钱。这几年王选丈夫的公司经营状况不太好，公司从十多个员工缩到两个员工，从经常在外面吃到自己在家里做。在上海，他们还分期付款供着房和车。

　　有好心人替王选算过，十年来，仅来来回回的交通费用，大概就有100多万元人民币之巨。这个数字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就连王选的母亲都受不了了，一开始王选回国经常住在母亲家里，后来母亲对王选说：“你不要住我这里了，你住一个月，光电话费就要3000多块，我怎么能受得了？”

　　赠款用途：

　　转赠日本“和平与和解研究会”

　　“我们是同样的寂寞者，只是在不同的方向守望并垦拓。我对青年学生说过：你们看了王选的故事，以后即使走错了路，也不会坏到哪里去，这叫作‘精神的底色’。我再说一遍：这笔钱是‘赠款’，不是‘捐款’，我对这笔钱的使用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你注意健康。”

　　然而，这两万元的赠款王选还是没有留在自己手中。就在记者截稿前，吴非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电子邮件，发信人叫张剑波。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读博士，任中日韩三国“和平与和解研究会”会长。

　　在邮件中，张剑波如是说道：“王选女士把您赠给她的钱转赠给了我们和平与和解研究会，昨天，我代表和平与和解研究会从王选女士手中接受了30万日元的捐款。在此，我代表和平与和解研究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和王选女士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张还介绍道：“和平与和解研究会是由中国、日本、韩国的有志者组成的，支援战争受害者，研究和思考历史问题，在正义的基础上寻求中日、日韩之间的和解的民间团体，2004年成立，现有成员30多人，几乎都是年轻人。王选女士对推动这个团体的成立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个人也是十年左右以前就因为细菌战诉讼的关系认识王选女士，并与王女士一道做过一点工作。”

　　涉及到钱的使用问题上，张剑波向吴非老师表示：“我们将最有效地活用，把您的捐款用来开展活动，并在一定时候向您和王选女士通报这笔款项的基本用途。”而吴非还是那句话：“是赠款，不是捐款。”

　　对此，王选在给吴非的信中这样写道：“张剑波拿到捐赠以后，说了一句，一个中学教师，两万元钱来的也很不容易。他准备成立和平与和解思考会的时候，我答应过帮他募集一些经费，可是没有弄到。之后好像他也一分钱没有募集到。到目前为止，他的会好像是中国留学生中唯一一个以历史问题为主题的会。他替我们原告团做了不少事情，找留学生做翻译等等，他也帮我们做过不少翻译。2002年南香红写我“深度疲劳”，真是这样。二审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像老牛拉破车那样在拖，有时想起电影人到中年里，潘虹在沙堆上爬的镜头。那时候，张剑波来帮忙做翻译，我一是分不开身来，二也做不动了。他的翻译很不错，他学的国际政治这个专业，平时对这个问题关注，对这个领域也熟悉。”“从体力上来说，我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三头六臂了。许多事情要让愿意做的年轻人去做。希望能得到你的理解。你的两万元钱赠款，让我了却了一个承诺的义务。国内的情况我应该是知道的。其实从公开允许的报道中，就可以使人明白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有一次，我一位过去的学生对我说了一句，‘问题很多，发展也很快。’不管这两者关系怎么摆吧，一前一后，还是一后一前，发展是发展，问题是问题。大家使我感到我不是一个人，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外界评价：

　　中学教师赠款意义不容忽视

　　“这几年都在吵吵这件事，但没有办法解决，这不仅是出现一个赞助的企业家人群的事，更多的是要有鼓励出现这种机制的政府态度和相应的制度设置，这不是一个王选所能解决的问题。”张连红说。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张连红教授是王选的好朋友，对此次赠款事情比较了解。他的身份是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同时还是中日网的主编。

　　记者采访时，他认为“作为一位中学教师，吴非老师很有爱心；作为一位知名的杂文家，他又很有正气，应该说是能够理解的。他拿自己的钱来资助王选，来关注细菌战的诉讼，我认为很不容易，因为像他这样的人还很少。”“从某种程度上说，捐一元与捐两万元是没什么差别的，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同样崇高。”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视吴非赠款的意义，因为他是一位中学教师，他的言行会影响到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无疑，这将在培养青年学生对正义与功利的追求方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张连红教授认真地告诉记者。

　　记者随即拨通了南香红的电话，她正好在上海王选家里采访。她认为“向王选赠款，吴非老师不是第一个，但是像他这种情况很少。”“作为一位教师，他拿出自己的奖金，很少见，让人感动，让人尊敬。”电话中也传来王选大声补充的声音：“他是个人捐款中最多的一个……如果每一位老师都像吴非老师这样，我都发了！”话音未落，电话中已充满了两个女人爽朗的笑声。

　　“如果能够解决生计问题，一些人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他们有理想，并没有更多的物质要求，就算这样，也没有一个可以支持一个人以此为事业的机制。除非他可以像王选一样，不计任何代价，完全奉献，并且还有经济能力奉献。”张连红说。

　　王选也表示：“建立制度，建立基金，让大家知道有多少钱，都用在哪里了。”“我不是呼吁大家来捐钱，关键问题在建立一个基金，形成一个制度。”而这，则是王选在接到吴非赠款后就直接把钱转了出去的直接原因。

　　其实，这正是因为目前中国社会所缺乏相应的机制造成的。“这几年都在吵吵这件事，但没有办法解决，这不仅是出现一个赞助的企业家人群的事，更多的是要有鼓励出现这种机制的政府态度和相应的制度设置，这不是一个王选所能解决的问题。”张连红说。

　　采访手记＞＞＞

　　“你应该接受采访，为了受害者”

　　吴非对赠款一事很低调，不愿张扬此事。当记者从其他途径得知这一线索之后，吴非在电话里直接拒绝我的采访。他的理由是“这是我个人的事情，我做的是一个公民应当做的”，“让读者去关注王选，关注细菌战受害者就可以了”。

　　后来，我看到了王选劝吴非接受采访的邮件。王选说：“王老师，你应该接受采访，为了受害者，这是更为重要的。你可以阐述你的观点。另外，鄢烈山把我的一篇文章《抬舆》收进他编的杂文集，我得意坏了。你看过没有。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同意你的观点。现在的抗日战争纪念和研究有很大的问题，这是整个现近代史认识的问题。我因为要做事，而且认为空谈不如做事。空谈既不能保身，也不解决问题。一般就不谈这些。”

　　王选还对吴非的答记者问提出建议：“如果有记者采访你的话，你不妨向他们介绍《抬舆》这篇文章，然后谈谈你为什么要把这篇文章放进《高中阅读文选》，我也很想知道。”吴非回答说：“你问我为什么注意《抬舆》，告诉你，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是主题价值。这些事要让青年学生知道，知道和平友好是这一代人的使命。要让中国青年了解：细菌战这个历史遗案仍没解决。二，是文章的语文性。文章首尾以宁静平和的语调写日本的民俗，没用多少笔墨就勾勒出当代日本民众热心公益活动的风貌，读者从中可以看到诚实善良的一群人；文章以极平静的语气介绍日本法院庭审的相关程序，有条不紊，清楚明白，是‘说明’的范例。”———三句话不离本行，吴非又成了语文教师王栋生。

　　相关链接＞＞＞

　　“抬舆”（节选）

　　在日本，支持这些诉讼具体要做些什么呢？别的暂且不说，一下也说不完。就以开庭那一天为例，第一件事，也是最基本的，是开庭的时候，要四处联络到人，让旁听席尽量坐得满一些。一则不能让被告（大多数诉讼是日本政府，有些是企业）小看了，二则不要让法官觉得冷清。因为开庭都是上班的时间，所以这么一件简单的事，做起来也是不容易。细菌战诉讼一审时，用的是东京地方法院最大的一个法庭，有76个座位，按理每次至少需要有40－50人来参加旁听，有时就是没有这么多，大伙儿就尽量分开坐。为了让法官留有印象，1998年11月，辩护团把揭露日本细菌战的历史专著《死亡工厂》的作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谢尔顿·哈里斯从美国请来参加旁听。二审第一次开庭，加拿大的日裔人权组织联合当地的华裔人权组织，派了代表带上市议会的“洋人”议员，从温哥华飞来参加开庭。远居美国纽约的一位日本自由作家，前两年发表过关于日本细菌战战犯如何逃脱惩罚的文章，每次回到日本，凑上了，一定来参加旁听。去年我在大连调查时，一位在当地的日本学者懂中文，看到报纸上的有关报道，就通过报社找到我，加入了调查。现在她也是一回到日本就来参加旁听。5年来，四五十人的座位大致上就是这么一个一个凑起来的。除去从湖南常德和浙江受害地特地来参加的原告和声援团，国内来日本访问的有关专业学者也有来参加旁听的，平均每年一位的比例，占国内到日本访问交流人次的万分之一以下。

　　……

　　这一天里的工作，实在都是些具体不过的事情，不具备浪漫情趣和英雄气概。“抬舆”的人，也都是普通的日本人，官司打了好几年了，我也真是认识他们每一张面孔，却又叫不出其中许多人的名字。3月18日开庭的那天，下了不小的雨，他们高兴地和我说，下着雨，传单还都发完了。开完庭后，我和湖南常德声援团的陈玉芳（常德对外友协副主任）商量，说，这次我们就请他们一起和我们吃顿午饭吧。我们两人进了食堂，他们却都不见了。

　　“抬舆”的人在他们走过的路上留不下脚印什么的，但是他们前脚后脚的，踩出了一条道来，压在他们肩上的“舆”一路风光。

　　（王选，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

　　《江南时报》 (2006年03月22日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