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随着人口的不断拥入，深圳关外龙华、布吉等街道已经发展成了超级街道，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都可以与内地的一个大城市相媲美。同时，经济和人口的增长也带来了治安、环卫、计生等方面的管理盲点，有人将其喻为“以人民公社的架构来管一个中等城市”。针对此问题，在前天开幕的深圳市政协会议上，文史委提交集体提案，建议对现有社区、街道办的规模、数量进行调整，考虑增设新区。

　　关于深圳增设新区的猜想并不新鲜，民间时有传言，去年更有媒体称，将合并龙岗的布吉和宝安的龙华、观澜，成立第七行政区“布龙区”。而现在由坊间草野的传言上升到政协委员的议政提案中，想必可以引发更多关注。与增设新区这个观点同样不新鲜的是支持的理由，无一例外都指向缩短行政管理链条，实现精细化管理。

　　不可否认，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是城市的一项重要职能；深圳关外好几个街道办目前在社会综合治理方面确实也存在力不从心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区域规划进行全盘思考。但一提到加强管理，就想到增设新的行政区，难免失之于简单。这样的思维能否真正奏效，不少民众表示出画虎成犬的担心，只怕管理职能没有实现，反而衍生出一大批官僚机构，增加了行政成本，与当前减少行政管理层级的大趋势逆向而动。

　　其实，动辄求助于增加管理机构的思维并不新鲜，它就根植于我们的传统习惯中。中国城市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沿着高度行政主导的路径发展。中国古代城市无一例外都是政治中心，行政管理职能被推到城市职能的首位，并且被缩小定格于社会控制的狭小层面。反观西欧中世纪城市的产生，经济、手工、商贸，以服务为导向的诸般职能自然延伸，从而孕育了欧洲乃至世界上第一批具有现代化色彩的城市。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自身具备的现代性因素最多，也更具朝气和勇气去打破积习、实践新知。在区域规划方面，有理由也有条件摒弃行政主导的路径和单纯管理的思维，转而从城市自然功能延伸出发、凭借服务导向形态来发展城市。就拿关外的龙华、观澜来说，目前正在向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龙华新火车站建成之后，该区域将成为客运铁路枢纽，以此功能组团，可以把服务职能区域化，相比非经济功能的行政区也更具渗透力和辐射力，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城市以功能分区在有效配置城市资源方面的成效十分显著，年前编制出台的《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就确定了深圳的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根据各个区域的功能优势，提出了“差异化”的空间发展策略，希望演进为城市核心区、西部滨海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东部滨海地区5个城市功能区。以此导向发展下去，功能分区有望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使各区水乳交融连接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功能分区有助于减少行政架构，避免官僚机构的膨胀。

　　至于功能分区之后的城市管理职能，权限适当下放当是一有效途径。但下放到哪个层级，并非如街道办负责人所说的那样下放给街道。作为区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的存在，无论是大是小，都会增加管理层级，延长管理链条。因此淡化甚至撤销街道办将是大趋势。而去年年底，深圳市社科院一课题组接受市改革办的委托，在长期调研之后，提交一份报告，建议撤销街道办，无疑会促成这种趋势的推进。

　　在淡化乃至撤销街道办的大趋势下，要实现管理权力的下移，唯有通过社区自治。深圳盐田去年率先破冰，在全区实现了社区直选，亮点频现，充分体现了民众的自治天性和通过民主方式争取自己合法利益的努力。这次大规模的社区自治实践，能否作为“样板”在其他地方成功复制，就要看各地政府管理思维的转变程度，以及培育社区自治的魄力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