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医生，但我也曾经以患者家属的身份给医生送过红包。”昨天，南京一所医院的医生致电本报记者，称最近《扬子晚报》新开设的“知荣明耻身边事”专栏中有关医院红包的连续报道让他感慨颇多。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特别向记者自揭自己多年前以一位患者家属身份给其他医生送红包的往事，希望这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情能给本报的讨论多一些思考。

　　这名医生坦言，自己如今已经是省内一家三甲大医院某科室的主任，在学术界和同行中都颇有知名度。慕名而来找他看病做手术的病人非常多，也有不少人会给他送红包，但他都拒绝了。因为几年前，他曾经无奈地扮演了一次“送红包”的患者家属角色，他太理解病人“送”与“不送”的那种复杂心情。当时他的父亲在北京某大医院住院，需要动手术，考虑老人年事已高，手术风险较大，他动用各种关系找了一位主任级的专家亲自为父亲主刀手术。手术前一天，家人思来想去，还是决定“遵守潜规则”，给主刀的医生、麻醉师等一一送上红包，“心里没底，还是送了更放心些。”这名医生至今都对当年送红包的情形记忆犹新，他和家人首先是打听“行情”，得知给主刀医生的“价码”为2000元左右、麻醉师1000元左右，此外，还有副刀的医生和护士长之类的，七七八八“红包费用”得4000元。在熟人的带领下，他拿着准备好的一个个信封，来到医生办公室。他清楚地记得，就在他把红包递上的那一刻，“本院拒绝红包，欢迎拨打监督电话”的宣传标语就贴在旁边。

　　“我送红包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医生能对我父亲更关心些，术后能多到病房里看看，这样，万一有什么意外，能够得到最及时的治疗。”这名医生说，他的红包送得非常顺利，父亲的手术也做得非常顺利，术后恢复很好。他不能肯定这是不是送红包的结果，但却深刻地体会到了一名病人家属在送红包过程中的那份深深的无奈和内心深处的真实需求。他坦言，自从那次经历后，他便特别注意病人的感受。在他负责的科室病区里，他严格要求手下的医生、护士每天必须到病房查房，与病人交流。

　　82岁的省人民医院终身教授杨玉是我省呼吸病学的开创者，南京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看了本报的连续报道，杨玉教授昨天也告诉记者，自己的女儿看病，竟也想到给其他的医生送红包感谢一下，女儿的建议被杨老否决了，他说，医患关系应该体现人间救死扶伤的高尚情操，岂能庸俗到成为低级的商业利益关系。

　　杨玉教授行医57年，救治病人无数，而今桃李满天下，但生活简朴，一心奉献。昨日记者在杨老家中惊讶地发现，老人煮一锅饭可以吃一天，白菜、肉末搅成泥就是一天的菜。但每天这位呼吸科泰斗仍坚持在医学领域里辛勤耕耘。杨玉教授说，从医半个多世纪，自己从来没有拿患者一个红包，与很多病人都处成了朋友，他们逢年过节会带礼物到家里看望，他都是以礼相还。杨玉教授回顾自己半个多世纪的从医道路，深有感触地说，医务工作者要有同情心。唐代医学家孙思邈说的“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惨”，这是医务人员应有的情操和素质。自己以前在病房工作时，为了稳定患者情绪，经常与患者同睡一屋，为患者端尿壶、擦澡，开药总是想方设法为患者节省费用又能看好病，每救治一个危重病人，精神上也获得巨大的满足。杨老说：“三年前，我正在专心诊病，撞进一位气势汹汹的男病人，护士拦不住，他大喊大叫地冲进诊室要我给他看病。当时还有几位病人正在候诊，形势很乱，我了解到病人是从苏北农村赶来的，患慢性阻塞性肺病20多年，当地医生建议他来南京找我，带来的几百元钱途中被小偷扒窃去了，口袋里只够回去的路费，因此没有钱挂号了。没挂号护士当然不让他进诊室，所以吵闹起来。我对他的遭遇非常同情，就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50元，请他去挂号，告诉他挂号以后必须按顺序看病，这位病人立刻平静下来。看完病，我说你经济困难，钱不要还了。谁知一个月后，竟收到一张汇款单，附言写着‘病好点，还50元，谢谢。’”

　　本报记者　刘小卉　毕晓红　刘大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