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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郦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室研究员、俄罗斯问题专家
中俄关系新在法制化与外交思维
新京报：普京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俄两国已经解决了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所有重大政治问题，达到全新的互信水平。你怎么看新型的中俄关系？
王郦久：到现在为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均来自不信任。这也是传统的国际政治不能脱离旧有窠臼的缘由。而幸运的是，中俄之间开始形成一种全新的互信，可以从这几方面来看：首先，中俄之间过去存在着国家关系中最关键、最敏感、最复杂的边界问题。土地是国际政治间的首要问题，对中俄这样的大国来说，漫长的4300公里边界线，再加上曲折的历史，使得边界问题一度非常棘手，谈判花费了40年的时间，最终在去年完成了东段边界协议，双方权力机关均已批准并完成换文，现在只剩栽桩立碑这些技术性的工作。
第二，对两国的历史问题、人文传统、政治差异等，双方通过“对表”达到了相互尊重、求同存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关系发展的轨迹，从恢复正常国家关系到睦邻友好、再到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直到2001年签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双方将这些成果用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法制化，使双方的接触逐渐变得有法可依，因为这些文件和条约都是经过双方的国家立法机构通过的，并送交联合国备案，这不是哪个领导人能随随便便想变就变的。中俄关系逐步法制化，这是跟传统的国家关系不一样的。
第三，两国形成了新的国际安全观。在两国外交实践中，特别是在长时间的边界谈判中，双方有了一个观念上的变化。不仅中俄解决了两国边境地区的安全问题，还同时解决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边境安全和边界划分。这种新的安全理念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念不一样，不再信奉武力能带来安全，而是靠建立信任。有了这种新观念，双方在很多国际政治问题上，如伊朗核问题和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就会自然非常接近。
中俄关系不缺少外部动力
新京报：中俄新型外交关系，是怎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什么？
王郦久：中俄关系的推动力，我理解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双方过去的冲突和博弈，认识到必须珍视两个邻国间关系的自身价值。按照我们的老话，邻国是不能选择的，邻国的关系是天然的，是老天爷给你造就的。如果你选择相互对峙，双方都将消耗巨额财富乃至无数人的生命，同时还要失去国家发展机会；相反，则可相互友好、共同创造大量的合作和发展机会。
二是来自西方的战略压力也不可被忽视。从国际安全形势来讲，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面临着来自西方很大的战略压力，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俄罗斯很明显已经感觉到，单独应对西方的压力已很沉重，中国也是一样。寻求共同应对战略压力之道，是两国建立战略关系不可否认的因素。在中俄关系发展中，很长一段时期内，可能这都是不会缺少的外部动力。
新京报：中俄举办“国家年”活动，是不是旨在增进两国民间的了解？你怎么看待和评价两国高层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塑造有什么作用？
王郦久：高层领导要认清楚自己的使命，必须站得高看得远，看到两国之间发展战略协作关系的重要性。
民众同样需要一个交往的过程，才能相互增进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国家关系的这种新转变。
90年代以来，两国民贸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一方面要靠市场规律慢慢调节，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多种多样的形式，增加相互理解，以化解那些隔阂，就像国家年的方式，2004年10月两国元首确立这种形式时，就是考虑将两国关系向民间普及，以促进相互理解，理解中俄关系在新形势下的重要性。
民间交往若采取有效的形式，则会带来极好的效应。
现在国家年的民间活动已经进行了几十项了，包括年初的耶尔库思科州的州长向北京赠送了一棵西伯利亚的新年松树，专机送来，以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这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老百姓通过直接接触和交流，通过感性认识，才能逐步上升到理性的相互理解。
新京报：普京认为，两国间的战略协作关系正在成为国际秩序和国际事务中积极和稳定的因素，你觉得这种新的战略关系，会对国际形势构成什么影响？
王郦久：占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中俄，同样也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因为国际上存在着动辄以武力解决国际问题的现象。人类文明在进步，不能再轻易动用刀枪，中俄新型关系的建立，是对世界大国之间树立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做出的最好范例。比如反恐问题，中俄更希望综合性地治理这个问题。再比如常说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的问题，怎么才能打破那些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格局，当然要依靠中俄这样的大国联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行动，说话才能有分量，也才能形成一股合力。
到目前为止，十几年来中俄在国际领域的合作相当成功，成功地阻止了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在伊拉克战争上，中俄与欧洲一起否决了美国对伊动武的合法性，在道义上让美国出兵伊拉克缺少合法性。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赞成俄罗斯的一些建议，双方立场非常接近，这对任何单一行动都会形成制衡。
中俄有解决问题的最完备的工作机制
新京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态度已显得很积极，中俄联合声明强调了能源领域的合作。你认为，两国之所以最后能实现关键能源领域的合作，你觉得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王郦久：虽然我们对能源比较关注，但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可以把眼界放得更宽阔一些，如在工业、科技、环保等方面都可以开展合作，因为俄罗斯在这些领域的人才和技术积累，同样是一笔巨大的资源。特别是两国大型的技术性企业，在我看来，它们的合作是真正可能改变两国未来经贸结构和增长方式的重要因素。
而且双方已经有良好的合作机制可以利用，比如现在除了有元首会晤之外，还有总理会晤，总理会晤之下还有专门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下面已经有十个分委会，包括能源分委会、科技分委会，还有不久前成立的环保分委会等，而分委会下面还有近30个工作小组，这是非常完备的工作机制，俄罗斯跟其他国家没有，中国与别的国家也没有这么完备的工作机制。未来的全面经贸合作都要依靠这一机制大力推动。
技术合作是解决经贸结构问题的办法
新京报：普京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提到两国经贸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希望中国能进口俄罗斯的机器设备，你怎么看？
王郦久：这个问题的形成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有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改革开放后，企业越来越多拥有自主权，再加上西方对中国市场的开发，中国企业与欧美打交道更多，很多生产线都是欧美的。中俄之间在工业领域的合作的确不太尽如人意，俄罗斯的机电产品出口这些年整个在下降，不光是对中国的出口下降，而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整体在上升，其中包括对俄罗斯。现在俄方要求增加对华机械设备出口，我们可以理解这种关切，但解决这个问题只能用新的办法，不能回到原来的计划经济的状况去。
新京报：有什么办法吗？
王郦久：比如，两国有优势的企业可以搞一些技术对接和合资生产，双方都发挥出其优势，在高科技园区研制在中国市场、俄罗斯市场以及第三方市场有前景的新产品。我们现在正在重新开发和研制大飞机，俄罗斯大飞机有很好的基础和潜力，原来俄罗斯的大飞机在独联体以及中国市场非常流行，但现在干线飞机都被欧美抢占了。如果中俄能够合作开发研制大型客机，不是俄罗斯老的伊尔－62，也不是中国的老“运七”、“运八”，而是在两国技术上研发出新型号飞机，具有与欧美干线飞机相竞争的实力，至少可以先在两国国内打开市场，然后向其他国家推进。
新京报：普京曾透露自己的女儿也在学武术和中文，你怎么看两种有差异的文化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王郦久：两国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融合不但有必要，而且还非常重要，但同时一定要保留各自文化的独特性。世界文明的发展是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越有生命力。俄、中各有独特的文化。一般认为文明的差异越大，导致的冲突越大。但中俄两国都反对文明冲突论，文明的差异恰好代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互补性。我们在上海合作组织建立的时候就提出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俄罗斯的文化，文学、艺术有其独特性。中国哲学，孔子、老子等在俄罗斯有相当的影响力。中国的艺术也有独特的地方，也能唤起俄罗斯民众的兴趣。从这个角度来讲，中俄双方文化的独特性造就了两国合作的吸引力。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这种共识。两国现在是从政府层面进一步创造条件、创造环境，使两国文化、艺术，各个领域更多地进行交流，达到两国资源共享，同时促进和加强文明之间的理解。这是双赢的局面，也是一石多鸟的结果。
中俄关系会形成大国合作的新模式
新京报：请你预测一下中俄关系的未来，能不能变成欧盟中的法德那样的关系？
王郦久：欧洲的内部结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过去的德国、法国，是两个敌对国，两国之所以能结盟，是对历史有新认识。同时也是有现实的客观需要。德法成为欧洲一体化、欧盟的火车头，对中俄来讲，这有借鉴意义。
中俄过去有复杂的历史，但现在我们对过去的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对现实都有共同的看法。我们都认识到相互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所以中俄关系发展水平不应该低于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合作，完全可以超越。
以往我们认为大国之间更容易形成冲突，但中俄之间形成了大国合作的新模式。这种大国模式，对未来的国际世界也会起示范作用。
中俄关系继续朝着合作方向发展，那么未来我们在国际问题的解决中，提出一些共同的倡议就更有说服力。中俄之间的关系展示了创新性和独特性，具有新的示范作用，可能改变传统的国际关系模式。
这就是“和谐世界”的指向，它同时提醒那些自称受到中俄“挑战”的国家，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已经落后了？
本报时事访谈员 张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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