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文章说，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６０００亿元以上，如果加上公款出国，更是高达９０００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３０％左右，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民众的基本愿望和建立一个廉洁政府的改革诉求不相符合。《学习时报》呼吁，遏制“三公”消耗应该是政府自身内部管理改革的重要切入点，改革成功将极大地改变政府的形象。

　　《学习时报》的这个呼吁可谓正当其时。

　　去年发布的“十一五规划”中，政府改革就已被确认为改革攻坚的关键环节。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显然是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有统计表明，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３年，２５年间行政成本增长了８７倍，远远超过ＧＤＰ的增幅。急剧攀升的行政成本透支了国民财富，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不能不诸多欠账，以致严重拖累公共福利，抬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成本。

　　我们经常能听到“砸锅卖铁”的说法，一些地方解决群众困难，往往会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解决”。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这表明了解决问题的决心，但相当程度上也是在表明开支上的困难，以及公共服务欠账多多。公共服务总是“投入不足”，公款消费上则“投入充足”，这是财政管理明显的病症。舆论普遍认为，“三公”过度消耗的钱，若用于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缺口，当属绰绰有余。但问题是，若无相应的制度安排，这种舆论就只能是良好的愿望。

　　要确保“三公”过度消耗的部分用于公共事业，首先必须看紧权力。“三公”之乱固然主要源自财政体系的不严密，国库大门没有看紧，但另一方面，权力部门的钱并非全部来自国库，这个久治不愈的顽疾无疑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因此，治理“三公”消耗，不仅仅是要加强资金管理、加强审计，尤其需要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强化人大职能，严肃预决算。

　　以治理“三公”消耗为切入点，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系，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系，一方面可以保证好钢用到刀刃上，将有限的财政收入最大限度地用于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公共品日益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预算决策的民主化，可以提升公民的安全感，保障公民的生存和发展，进一步实现社会正义。

　　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可从如下三个路径入手。

　　首先要约束政府部门的“自我经营”，政府部门的任何支出，只能来自于财政拨付，绝不允许来自财政拨付之外。而且所有财政拨付必须得到最高权力机关批准。其次是让财政支出以公共需要为前提，以约束财政投入的方向，保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再次，把政府部门置于真正受制约的环境之中，当政府部门的任何行为都会受到监督机关和社会大众的约束时，才能有效遏制“三公”过度消耗。

　　可喜的是，这些问题正在引起重视。广东在全国首开先河，实现省人大与省财厅的联网。财政每一笔开支，都逐步进入人大视野，使人大能够及时掌握财政资金的收支及预算执行情况，既强化了人大监督，也推动了政府依法行政。浙江省温岭市更是通过公共预算改革，使人大参与到了政府预算的决策过程中，在形成政府与人大的制衡关系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且通过这样一个政府、人大和公众互动的过程，使公共预算在反映公众要求、为公众利益服务上有了初步的制度保障。所有这些探索无疑都是切中时弊的，因而都是积极的有益的，值得推广。

　　所有这些成功实践表明，只有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系，让权力真正站在阳光下，“三公”消耗的脱缰野马才能受到遏制，畸高的行政成本才能真正降下来，财政流向才能真正用于公共福利，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矛盾才会有效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