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 力

　　在黄沙漫天的呜咽中，罗大佑“没有蓝绿只有黑白”的歌声再度响起，再次直指“3·19”与陈水扁。如今，这片天地的五色杂陈，诸多的恶斗纷争，也许都缘于曾经留在陈水扁肚皮上的那道伤痕。

　　2004年3月19日，竞选活动中的陈水扁和吕秀莲在台南受到“枪击”，陈的肚皮和吕的膝盖受到轻伤。“枪击”直接影响台湾第二天的选举结果，连战和宋楚瑜以微弱差距告败。国民党、亲民党等蓝营力量以及台湾其他民间力量，对所谓“枪击”事件提出怀疑，是为“3·19枪击案”。

　　“3·19案”的侦调延续了一年半，至2005年10月才终于出了一个结果。由台南市地检署主导的“0319专案小组”依据嫌犯亲友的关键证词最终认定：“3·19枪击案”的惟一案犯是一名叫做陈义雄的男子；因为陈义雄已经溺水死亡，故案件“以不起诉结案”。

　　对于这一结论，“专案小组”早有成员预言：“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尽管现任“立法委员”苏起告诉本报记者，“信”与“不信”之间已经深深撕裂了台湾的民众，但“3·19案”总算有了一个结果，表面上了却了一桩悬疑。

　　然而，就在距枪击案发生即将两周年之际，曾被专案小组视为提供了关键证供的陈义雄亲友却突然集体“翻供”，称去年指陈涉案，完全是被胁迫所致。

　　一时间，3·19案波澜再起，愈加扑朔迷离。

　　回顾：李昌钰笑而不答

　　3月19日，当马英九、连战、宋楚瑜、王金平，泛蓝阵营的“四大天王”悉数出场，“真相”再次成为凯达格兰大道上重复频率最高的呼喊词汇。而此时，“3·19枪击案”的两名主角——陈水扁通过“总统府”发表简短声明称要“尊重司法调查”；而吕秀莲则在高雄参加全台“供佛斋僧点灯祈福大法会”，祈祷“台湾有法制，社会有正义”。

　　为了“真相”，泛蓝先后三次发动游行，而泛绿则自始至终保持缄默。从“3·19枪击案”侦办到结案，再到现在关键证人的翻供，莫不如此，惟一的例外，是枪击案发生之后的群情激愤。

　　两年前的同一天，下午1�� 45。台湾所有的电视台中断了正在播出的节目，开始反复播出同一个镜头：

　　台南市金华街，陈水扁和吕秀莲站在吉普车上，向他们的支持者不停地挥手致意，进行“大选”前最后一次拜票。在如潮的呼喊之中，他们突然双双弯下腰去，然后是吉普车加速离开……

　　吉普车左边的挡风玻璃已经碎裂，扭曲的裂纹中赫然出现一个弹孔……

　　这戏剧性的一幕，戏剧性地改变了大选，也改变了台湾。在次日照常举行的台湾领导人选举中，直到枪击案发生上午民意支持率还落后5个百分点的陈吕配，瞬间逆转，以不到1％的最微弱优势当选。

　　在苏起眼中，理性在这一天遭到了无情的“嘲弄”。一年多以后，回忆起当时的景象，苏起依然会对台湾民众的政治性格感觉有些难以理解——为什么一天之内发生的事情，能改变过去一年的感觉？

　　相对于政治家的理智，民众的要求却简单得多——凶手到底是谁？为什么“总统”身边那么多警卫，凶手却能来去自如？为什么伤口那么长，血迹却那么少？为什么……

　　在这一系列的为什么之下，“0319专案小组”开始运作。于是，一年半的侦调之后，终于又有了2005年3月8日的另一个镜头：

　　一位妇女在回忆她的丈夫的遗嘱：“我们本来是美好的家庭，但是陈水扁当选后，整个社会的经济变差，我们位于××的那栋房子变得卖不出去，让我们没办法帮××还债……也没办法在身边留一些钱……因为郁卒而想先走一步。”

　　这名妇女名叫李淑江。录制这段录像时，她的丈夫陈义雄刚被“0319专案小组”锁定为“3·19枪击案”的惟一“案犯”。“枪击案”案发后的第十天，她的丈夫就被发现死在了安平商港附近海域。

　　“枪击案”一周年之际，案情有了第一次重大的转折。然而“专案小组”组长侯友谊眼中的这一“突破”，换来的却是台湾民众更大的反弹。

　　帅化民是一名台湾的退役将军，曾全程参与了枪击案的刑事鉴识工作。他告诉本报记者，著名的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在台湾调查时，曾作出“一人一枪两弹”的结论——案犯一人，用一支枪射出了两发子弹，并由此提出了从枪支出发追查凶手的建议。但是，专案小组后来的办案过程完全走了样。

　　“0319专案小组”公布的结案报告中，有三处陈义雄涉案的情节：其一，陈义雄购买了涉案枪支；其二，目击者证明陈义雄出现在枪击案现场；其三，陈义雄家属对陈义雄涉案的供词。

　　帅将军就此向本报记者分析说：“陈义雄从黄维藩处购买的自制手枪，的确与案发现场的弹头弹道比对相符，但是手枪制造者称这一批枪一共做了十几把，所以只凭黄维藩的证词，最多只能说明陈义雄买了一把这样的枪，而不能证明陈义雄向陈水扁开了枪。至于数十位目击证人证明陈义雄在案发前后，确实出现在现场，但却没有一个人亲眼看见陈义雄开枪。”

　　“所以最要命的就是陈义雄的家人的供词。”帅将军说。

　　陈义雄的家人向“专案小组”提供了哪些资料？根据“专案小组”的结案侦查报告，陈妻承认，陈义雄曾在案发当天留下遗书，表达了“对陈水扁的强烈不满情绪”；而陈义雄的儿子也向“专案小组”透露，陈义雄曾经表示“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此外，陈义雄曾经让家人将案发当天他身穿的黄色衣服销毁。

　　“但是陈义雄已经死了，死无对证。”帅将军说，“而且所有这些证据都只能算‘间接证据’，‘专案小组’并没有任何的实物证据来印证这些供词。”

　　事实上，“专案小组”既没有找到那把手枪，所谓“遗书”也已经销毁，剩下只有陈义雄妻子的回忆。“专案小组”甚至没有找到陈义雄购买枪支的8万元新台币的现金支出记录。

　　“整部结案侦查报告，看上去就像一部推理小说。”台湾东吴大学的盛治仁教授对本报记者说。

　　著名的刑侦专家李昌钰调查完“3·19案”回美国后，仍坚持表示，枪击事件“不是暗杀”，射击者无意取人性命；“也不是自己打自己”，陈、吕伤的部位证明不可能自己打自己；射击者是远距离开枪，而非近距离开枪，警方捡到的弹壳位置可能不准确。

　　“我曾经问李昌钰，随便一件刑事案件，在美国可不可能就这样结案，结果他笑而不答。”帅将军的语气里颇有些叹息。

　　“翻供”：各说各话的“罗生门”

　　专案小组的结论，尽管未必让人心服，但陈妻的供词无疑尚能支撑起这个结论。正如盛治仁教授对本报记者分析的那样，“连人家家人都承认了，外人还有什么好讲的。”

　　然而，2006年3月13日，陈义雄的遗孀李淑江带着三个儿女却突然出现在台湾“立法院”。他们在陈义雄的照片前下跪，哭喊着“父亲是被人栽赃与陷害”。

　　对于检调笔录，陈义雄的家人全盘翻供。尤其陈义雄生前对家人所说“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曾被警方视为默认犯罪的重要证据，陈义雄的女儿陈怜君却称“是检察官诱导下才这么说的”。

　　陈怜君更哭诉，去年3月“专案小组”调查期间，她和她哥哥来往拘留所时，“被警方戴上手铐”。

　　李淑江还向记者转述了警方在调查期间对她说的一番话：“再不说，就关你两年，再不说，再关你两年，甚至七年……监狱那种地方，你一定会被欺负……”

　　“检察官害我成为不义的妻子，害了陈义雄。”说到最后，李淑江泣不成声。

　　“陈义雄的家人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线索，我们不仅发现陈义雄是无辜的，还知道他家人在被审查期间遭到了这样的不讲人权的对待。我们一定要帮他们！”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朱凤之对本报记者说，言语间愤愤不平。

　　“陈义雄的家人翻案，那原先‘专案小组’的最有力证据就被推翻了。”盛治仁说。

　　针对陈义雄家人的指责，台湾“刑事局”连续召开记者会公开澄清，并称“将公布侦讯过程的实况录像”，证明警方的清白。

　　“刑事局”刑侦一队队长周幼伟也说，李淑江“接受侦讯供出实情，担心以后不知如何面对左邻右舍，与警方商量后，决定拍摄录像带说明”，声明书“是她亲笔一字一字所写”，“绝非警方拿稿子给她照念”。

　　而“台南地检署”更高调发表声明，强调“真相就是真相”，还“希望有心人士不要再给陈义雄家属太大的压力、诱导及利用”。

　　台湾各界的各说各话，让人想起日本电影《罗生门》，一起简单的谋杀案，却被几个在场者各自描述，台湾媒体则称围绕“3·19案”的各方说法称为“政治罗生门”。事实上，围绕“新证据”的攻防，绝不仅仅在陈义雄的家属和“专案小组”之间展开。

　　居中为陈义雄买枪的黄维藩受访时信誓旦旦地说，当初经他手转交到陈义雄手中的20发子弹，“全都是白的（铅弹），没有黄的（铜弹），和枪击案发现的弹头完全不一样。”

　　“我和警方讲，但他们都不信。只要我承认买枪，其余都不听。”黄维藩说。

　　而警方却引用制造枪弹的唐守义的话说，一般买家都会要求制造全黄的铜弹，所以他都是以购买枪枝附带赠送几颗铅弹促销，不会全卖铅弹……

　　前“立委”苏盈贵也在记者会上出示照片，显示被警方列为重要证物的照片，和《联合报》当天刊登的照片，两张照片的拍摄时间仅相差十几秒，而街景却明显不同，所以“照片有作假之嫌”。

　　但是“专案小组”又称这是其中一台监视器时间设定有误造成的假象，“在结案报告中早有提及”……

　　3月15日，“第一届3·19真相调查委员会”出版了《枪击事件调查经过及感想》一书，大胆推断枪击案的策划者是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陈哲男及现任“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

　　就在陈义雄家人召开记者会后不久，台湾候任“检察总长”谢文定回应说：对这起台湾内外瞩目的重大案件，“绝对秉持法律人的坚持，不分蓝绿”，让检察官放手去查，但前提是，“必须有足以撼动案情的新证据才能重启侦查。”

　　而对于这一点，帅将军颇不以为然，他对本报记者说，“如果原来的侦调有模糊的地方，当然更应给重启侦查。”

　　那么，究竟真相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吗？

　　“要等到政党轮替之后吧。”帅将军审慎地乐观。

　　“这个案子成为悬案的机会很大。”台湾著名的媒体评论家、东吴大学学者盛治仁对本报记者说。

　　吕秀莲的“高调”与陈水扁的沉默

　　在新一轮攻防之后，“3·19”的真相又渐渐模糊起来。但是作为一个“旧事件”，它对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的影响，反而日益清晰。

　　对于陈义雄的家属翻案，陈水扁在所有公开活动中都保持了沉默。而他的“副手”吕秀莲却发了两点声明：

　　“一、呼吁各界尊重死者人权，体谅家属处境，勿以政治因素干扰其生活安宁，但她本人愿与家属晤谈以了解实情；二、为稳定政局，并杜悠悠之口，建议新任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另组项目小组，继续侦查3·19枪击案，以期真相大白。”

　　“一直以来，吕秀莲就认为自己是枪击事件的真正目标，她迫切希望知道到底是谁欲除她而后快，她一直以‘受害者’自居，而陈水扁总有点‘受益者’的味道。”国民党政策委员会副执行长张荣恭对本报记者说，“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吕秀莲的话要比陈水扁真实。”

　　事实上，台湾坊间一直流传，吕秀莲有一份“私房”的“3·19报告”，准备利用适当的时机使其成为她“迈向2008的台阶”。

　　而据台湾媒体报道，吕秀莲担任主委的“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一核心成员说：“陈义雄家属出面翻供，就是讨论这个案子的时机来了。”

　　而对于陈水扁来说，在经历了“三合一选举”大败，并牵涉到台湾几宗重大弊案之后，“3·19枪击案”的新发展，不啻是对他再一次的深层次的打击。

　　“陈水扁在作困兽之斗。”张荣恭这么评价，“在岛内，他搞不好民生，只会操弄选举，已经失尽民心。而在党内，他知道2008年民进党如果失败，党内到时一定会清算他，所以他现在就开始召集‘台独禁卫军’，试图为自己卸任之后作打算。”

　　“然而仅仅在3·19的事件中，民进党内的不同力量就已经很明显了。”台湾大学袁颂西教授对本报记者分析道，“卸任之后，他恐怕连李登辉都不如。”

　　“在陈水扁进入第二任即将过半，吕秀莲再次发难，激起的绝不是船过水无痕的淡淡涟漪，而可能是席天卷地的惊涛骇浪。吕秀莲拥有‘副总统’、2008可能人选的身份，她越是不满焦虑、渴求真相，越是对衬出另一被害人陈‘总统’迥然不同的态度。”《中国时报》这样评论“3·19”二周年对“绿营权力结构的政治效应”。

　　甚至有评论认为：马英九和吕秀莲同时发难、内外夹击，目标都对准了陈水扁。而这恰恰是陈以“终统”暂时度过“三合一”败选危机后，所难逆料的新变化。

　　国民党：目标不在“3·19”

　　而对国民党和亲民党来说，“3·19”似乎也有着不同的意义。而其不同点就在于，对亲民党来说，“3·19”是现任党主席的“深仇大恨”，而对国民党来说，那是前任党主席的。

　　2年前，是马英九指挥台北的警察驱散了凯达格兰大道上“求真相”的泛蓝民众。2年之后，马英九振臂高呼“如果此事始终没有结果，是‘中华民国’司法的奇耻大辱”的同时，也吁请各界抱着“哀矜勿喜”的心情看待陈家对案子的反应，并以“不预设任何立场的心情”重新展开调查。

　　“从一开始，马英九就知道‘3·19’不是他的战场。”盛治仁对本报记者说，“一方面的确很难有新的有力的证据被发现，另一方面，比起其他重大民生议题，国民党的目标不在‘3·19’。”

　　而马英九正在进行的美国之行，甚至传出可能“巧遇”副国务卿佐利克的消息。美方对马英九这位2008年最有可能获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安排，已经透出“殷殷之情”，马英九自然也会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到“破”之后的“立”上去。

　　“所以在未来的两年，国民党会维持在‘3·19’真相上的既有的诉求，同时也力图将民众的关注转移到民进党政府执政无能、贪污腐化的问题上来。”张荣恭对本报记者说。

　　3月20日，在国亲两党的共同推动下，台湾“立法院”开始就成立“第二届‘3·19’真相调查委员会”展开朝野协商。

　　“民进党同意成立第二届真调会，他们不能反对，反对就显得更加心虚了。”“立委”朱凤之告诉本报记者，“但是台联党坚决反对，估计是民进党指使的。”

　　“这样的话，就至少要拖4个月的‘党团协商期’了，4个月之后我们才能推动表决。”朱凤之说。

　　吸取第一届真调会劳而无功的教训，这一回国亲两党修订了“枪击事件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组织条例”中有“违宪”之虞的条文，以期对“3·19枪击案”的重新调查能更有实质意义。

　　毕竟“3·19”是朝野对立的最终症结，如今波澜再起，国亲恐怕也没有回避的空间。而《苹果日报》最新民调也显示，多达55％的台湾民众选择相信陈义雄家属，73％支持“3·19枪击案”应该重新调查。

　　“如果您在2008年‘总统’选举时，遭遇类似‘3·19’的枪击案，您会怎么办？国民党有没有这方面的准备？”

　　2006年3月22日，在美国访问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哈佛大学举行座谈会时，席间有观众这样对他提问。

　　马英九耸耸肩回答说：“你问我，我问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