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清明前,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他走得那样突然,走得那样安宁。在他最钟爱的孙儿的结婚庆典中,在喜气洋洋人声鼎沸的热闹中,他含笑倒在坐在身旁的儿女们中间,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父亲生前曾嘱托我们:他走后的丧事千万要从简。但消息不胫而走,一批又一批悼念的人群络绎不绝前来告别,为父亲送行。

　　在我很小时,父亲就走出了家门,走进了滚滚的革命洪流中。一走几千里,一去许多年。直到我读小学二年级下学期时,才跟随母亲千里迢迢来到父亲的身边。那时,父亲是一所省级重点中学的校长。因为他工作太忙,他不管我们的生活,但当我犯了错,他就会抽出时间来狠狠教训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里地上捡到一张五毛钱的纸币,如获至宝,那时候,父母一个月给我这个小学生的零花钱只有3毛钱,无非是用来买铅笔、小人书或者葵花子之类的,如今一下子捡到五毛钱,喜不自禁,赶紧跑上街去买了一本我心仪已久的书《鲁滨逊漂流记》,回家就一门心思地读起了这本名著。可是第二天,乐极生悲,原来钱是保姆掉的,她似乎从我喜滋滋的表情中看到了什么,便去向父亲告了我一状。这一下不得了了,父亲严厉地指责我捡到东西不交的错误,我只好把还未读完的《鲁滨逊漂流记》交了,晚上还含着泪写了一篇检查书交给父亲。真是一辈子的教训啊。

　　父亲有时也会从小事上来关心我,记得有一年他去当时的专署开会,回来给我带回了一双那时很希罕的小皮鞋。可惜父亲不知我脚的尺码,买的皮鞋小了,穿进去都很费劲,可是我还是忍着被鞋子夹紧的疼痛穿着,不舍得父亲去退掉,毕竟那是我第一次穿父亲买的皮鞋呀!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了,我成了单位里一名中层干部了,并且与父亲一道成为第五届州政协委员。在一次准备提拔县级领导职务的考核中,我是有希望者之一。我听说考察组里有一位父亲很熟悉的干部,我就希望父亲能去为我的升迁走点“后门”,托这个熟人帮个忙。但是,父亲拒绝了,他不愿意做这种有违公道的事。结果,那一次提拔我落选了。有一天在家吃饭的时候,我就埋怨父亲不讲亲情,不肯帮忙,父亲勃然大怒,当时就把桌子一拍,饭也不吃了,骂我为“不肖之子”,叫我“滚出去,不要再进这个家门。”当然,那一次我是从家里“滚”出来了,不过,没有多久,我又“滚”回父亲家里向父亲认了错。这以后,我的职务提升之类的事,就再也不敢奢望父亲“帮忙”了。

　　同样的,在我有职有权之时,父亲也绝不以儿子的权利讲交情,他的友人熟人托他找我办事,他也一概拒绝。他与母亲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叮嘱我,决不能以权谋私,决不能贪图钱财。

　　我们家五个子女在父母的抚爱下,健康地成长起来。我们长大了,生活与事业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后的国家一样蒸蒸日上。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但是,他和母亲仍然一如既往地过着平平常常,甚至有些清寒的日子。父亲是离休干部,母亲是退休教师,住着单位上分配的住房,修建时什么样,搬进去的时候就什么样,没有进行装修,多少年是那样,而且大部分家具都是我与弟妹换下来的旧品,有些甚至还是我年轻时替他们手工制作的。儿女们多次要为他装修房子,父亲始终不肯答应。父亲常常说:“苦日子都过来了,现在还有什么不满足呢,你们也要知足啊!”

　　1993年,我出国考察,时值春天,天气比较冷,回来时,想到父亲已经67岁了,年纪老了,给他买一顶帽子去暖和暖和,就挑了一顶价值几百元钱的毛绒绒的裘皮帽带回来给父亲。起初,父亲看了很高兴,后来一问价钱,我如实相告,他一听,一下子就把帽子甩在沙发上,“我不要,这样贵的帽子,我戴不起,有几个钱就这样乱花,像什么话!”母亲和家里人去劝他,买都买来了,就算了嘛!父亲也不听,气冲冲地出去了。结果,那顶千里迢迢带回来的裘皮帽,一直到他去世也没有戴过一次。

　　父亲勤俭之风,一直到他年近80岁,仍丝毫没有改变,每年冬天的烤火无烟煤,虽然二弟和妹夫早早为他准备好,但是,把煤块敲小的活,他从来都舍不得请临工来做,只有到了星期天,二弟来家里时,就帮他敲一大堆提上楼去,平时都是老父亲带着他那一双破手套,一块一块小心地敲,又一桶一桶地提上楼去。去年冬天80岁高龄的老父亲在凯里老街买了几十斤木炭来生炉子用,他既不请人抬,也不打电话叫我们兄弟去帮忙,更舍不得打“的士”,硬是自己用手从一两里路远的老街,提着几十斤的木炭走走歇歇,把木炭提回了家。母亲看见惊得说不出话来。后来把我们兄弟数落了好久。然而,父亲并没有怪我们,还连连说他提得动,他有力气,他还要活到90岁呢!

　　是啊,这么一个坚强自信的老人,应当是百岁无忧的呀,您怎么就一下子永远离我们而去了呢?

　　父亲走了,留给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姚多全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