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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易《边荒》：此张藏书票可谓大家与大家的配合。
沧月《破军》：此张藏书票可谓唯美而张扬。
阿闽
用台湾出版家宋德令的话说，华人的血脉中都有侠的基因；文革后首批恢复的邮票以武侠为题，更证明武侠久远的魅力。而得到鲁迅、郑振铎、郁达夫、叶灵风大力推荐的藏书票收藏近年亦频频升温。两厢结合，想必有壮阔气象。
1450年，当德国人“伊格勒”（IGLER）制出一枚贴于书脊处的小卡片时，他也许并不清楚他正在开创历史：此枚小卡片系木刻版画，图中是一只口衔野花的刺猬，在落叶上徐徐前行。
上端绸带上配有一行“慎防刺猬随时一吻”的文字，告诫读书者切勿盗书，以免被刺猬刺痛了手。这便是全球第一帧“藏书票”。
随着木版印刷术的发展，这种标示书籍所有权的卡片渐渐风行起来。流传的对象总是富有生命活力，当藏书票由德国而英国、法国，乃至风靡全世界之后，无论是制作方式、图案风格都有了丰富变化，惟独拉丁文“Ex－Libris”被世界藏书票组织确定下来，成为藏书票的固定格式。“Ex－Libris”便是指“我的图书馆”。
国人制作藏书票要晚上许多，明清之时的传教士与外国贸易商将藏书票带到了中国。现今发现最早的藏书票贴在1913年版的《图解法文百科辞典》上，大约出自1914年，该枚藏书票印有“关祖章藏书”字样，在满壁皆书的书房里，一位头戴方巾的书生正在搜索图书，秉烛展卷。在辞典的扉页上，还用钢笔写有如下英文字句：“关祖章藏于美国纽约特洛伊城第八街一七七号，伦斯勒工艺学校，1914年9月26日。”
该藏书票采用西方引进的木刻技法，构图又完全是中国古典传统风格，大可看出中西文化交汇的功劳。
藏书票在国内真正兴盛起来，要等到上个世纪30年代。美术家叶灵凤和诗人郁达夫都曾介绍、制作和收藏藏书票。鲁迅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对藏书票的迅速普及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他和郑振铎的号召下，版画创作及藏书票制作的旋风席卷全国。
1937年，日本出版了《趣味藏书票》一书，收录了中国版画家李桦等四人的藏书票，这是中国藏书票艺术第一次参与国际交流。2001年仲夏，中国现代文学馆藏书票原作画在美国展出，这些画作共50幅，皆出自当今中国最负盛名的一流画家之手，如蔡若虹、王朝闻、张仃、黄苗子、丁聪、靳尚谊等。如此之多的画家为庆祝文学馆新馆开馆创作藏书票，堪称中国藏书史上的一件盛事。
藏书票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作为依托于书籍存在的平面视觉艺术，藏书票既以单纯、简洁、醒目的手法和装饰效果，体现了时代特色和知识趣味，又是读书人求知、求美、寄意、寄情、显示文化品位的标志，因而有“版画珍珠、书中宝石”之誉。过去，藏书票多为版画，而今，油画、水墨画、漫画、水粉画等画种均可入票，藏书票的天地因此更加广阔。
铲不平、立功业、报恩仇的侠文化是中国文化固有之传统。依托在儒家思想中并卓然自立的中国侠文化，在历经话本、评书、港台武侠的热潮之后，逐渐确立了它的神州根本，并生发出自由之精神，人权之认知，是谓“大陆新武侠”。第一组江湖藏书票因之横空出世。
十枚一套的江湖藏书票，精选最具代表性的武侠作品与画家专稿，和谐统一又风姿万端。言其统一，则在于主题贯通，组织严谨；言其变化，则在于各有千秋，绝不雷同。藏书票正面绘制图片，反面给出作者头像及小档案。可谓文武风流，书画双璧。真正的爱书人知道，只是书多并无太大价值，重要的是心有所会，所藏之书才能成为一个生命体。藏书票也是如此。藏书票虽小，却能容纳无限。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借由一方小小书票，可与书相契，可与爱书之人神交，上接千古，下引万代……由书而票，复由票而书，不失为一大乐趣。《新京报》新闻热线：010－63190000、010－960963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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