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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人沈延生《租佃关系新论》高王凌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7月版
定价：25.00元
继《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之后，高王凌又奉献出《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简称《新论》）一书。高王凌出书不太多，每本书的篇幅也不很大，但学术含金量很高。他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都是一些在学术史上具有颠覆性的大问题。
我们所谓的“旧社会”，是指以“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为社会两大阶级的“农业社会”或者“乡村社会”，这种社会已经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了，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对于“旧社会”，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通过政权与学界的共谋，已经形成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基本认识。主要包括：一、占人口比重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二、佃农有50%，甚至50%以上的产出被地主当作地租拿走了；地主对于农民还有超经济的掠夺和压迫，例如黄世仁与杨白劳和喜儿的那种关系；在地主、农民和皇权的三者关系中，皇权是地主的政治代表，是地主压榨农民的政治保障。高王凌的著作，以及秦晖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依据实证材料，全面否定了对“旧社会”的“旧认识”。
高王凌归纳民国年间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调查统计，得出“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多在30%—40%之间（简单平均是36%），总之是不到40%”这样一个结论。
（《新论》，第5页）而且这其中还包括了族田、学田等公田，因而60%以上的土地是掌握在自耕农的手中。在某些地区（主要是在北方），地主占有土地的比重还不到30%，秦晖曾据此作出“关中无地主”的论断。
关于地租率，高王凌指出，人们往往忽略了地租的“征收对象”，“即计租都涉及哪些耕地和哪些产量的问题”。
通常所说的50%的地租，其实是指土地的“主产物”（或“正产物”）而言，并不包括全部的产出。如果考虑到南方的“小春作物”以及北方的“田头地角”，一向都是不计租收租的，“相应的地租率就大约是40%或略多一些（而不是假定的50%）”。（《新论》，第7页）
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农民对地主的“超经济（契约）反强制”，就必然涉及到地主、农民和皇权的三者关系。如果了解到：过去农民给地主交租的“实收率”只有七八成，地主（特别是清代的那些小地主、土地主）也不能随意“增租夺佃”，至于“打官司”呢，往往也讨不了好去（从《清实录》所载的为数有限的几个案例来看，它主要是惩治了官绅地主），就不能不怀疑皇权是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说法。秦晖指出：正如“阶级”理论本出自近代社会，“阶级代表”说也本是近代代议政治下的行为逻辑。传统时代并无代议政治，统治者“提三尺剑，化家为国”，“某之产业，孰与仲多”，只知“家天下”，不知“阶级天下”。中国历史上只有“官逼民反”而无“主逼佃反”之说。也就是说，皇权和官府有时候会站在地主一边，有时候会站在佃农一边，但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地主和佃农的共同对立面。
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是因为早先把“地主阶级”原来所占有的那一部分农业“剩余”（大约占农业产值的1/5至1/4，算法：70%×50%-10%＝25%）转变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高王凌算了一笔账，使这种说法失去了立足之地。地主占有土地不足全国总耕地面积的40%，地租实收率是30%，地租总额只占到全国农作物总产值的12%，或更低一些。（《新论》，第178页）高王凌在别的地方指出这个数值只有10%.考虑到地主阶级自身的人口比例，单纯靠地租维持生计的小地主与一般自耕农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多，过去乡村中的高门大户通常都是兼营工商业者。
因此，真正的农业“原始积累”并不是取之于地主，而是取之于农民，是源于政府“重组基层”后在财政能力上的一种“突飞猛进”。《新京报》新闻热线：010－63190000、010－960963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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