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注类丛书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多年来的常规书目，以选文精当、注释详细，学术质量高见长。刘世南、刘松来编注的《清文选》，秉承了这一传统，从选文、注释以及各方面来看，是清代散文众多选本注本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散文到了清代，体式、题材、风格都发展到非常完备的程度。《清文选》一书，共选清代九十六位作家一百三十五篇文章，几乎涵盖了清代散文各个时期、各种体式、各种风格的代表作家与作品，注者在前言中所说“本文选可以视为清代散文的缩影”一语，毫不夸张。从体式看，有论辨，有序跋，有奏议，有杂说，有传记；从题材看，有针砭时政，有记人言行，有山水游记，有闲适小品；从风格看，有直承汉魏，有尊唐宗宋，更有自成一家，另立门户的创新之作。

　　通读这一百三十五篇精心挑选出来的文章，凝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从明朝遗老的亡国之恨，反清义士的慷慨悲歌，到忠君士人的直指时弊，爱国先驱的改革呼声，有清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仿佛历历在目；从典雅的汉魏古文到逐渐接近实用的通俗之作，从传统的作文之法到义理考据辞章并行的集大成，从借古讽今的劝谏传统到晚清民主思潮涌动之下的近代气息，一部清代散文发展史呼之欲出。

　　严格的选文标准决定了《清文选》一书的总体风貌。全书按照文、学并重，真性情，有新意的标准来选文，在具体的情况下又作了灵活处理。如对待不同作者，选文标准稍有差异：有时为了突出某一作家性格的典型性，用多篇类似风格的作品来加深读者的印象，如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顾炎武严谨的学术作风，龚自珍的改革主张，这些都是他们为人为文的突出特点，因此相应地在文选中选取的都是他们作品中最能代表这些个性特点的文章。有时则尽量选取同一作家不同风格的作品，使读者进一步了解作家性格中的不同侧面。如袁枚的文章，《黄生借书说》的奖掖后进，《祭妹文》的手足情深，《答人求娶妾》的风趣幽默，不一而足。

　　在选择作家作品时，还采用互见法，既使行文简练，不枝不蔓，又使整个文选互相勾连，浑然一体。

　　有时看似无意地将观点完全不同的两篇文章先后并列，如张裕钊《送黎莼斋使英吉利序》与王韬《纪英国政治》两文，同一题材，一前一后，对英国侵华战争的看法截然相反，各执一词但均有可取之处。

　　在总体布局上，庄重严肃的政论文与情趣盎然的小品文巧妙穿插，使阅读过程有张有弛，增强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晚清作品一派痛心疾首、长篇枯燥乏味的政论之后，以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作为压卷之作，使读者从长久以来的压抑气氛中解脱出来，胸中愤懑之气陡然消除，在痛快淋漓中结束了全书的阅读，既照顾了读者的阅读情绪，又奠定了全书的格调。

　　作为一部选注类书籍，在选文之外，详尽、准确和精练的注释，尤其见出注家功力。

　　通观全书，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注家重典故、重出处，史实考订和文献功夫极深。在串讲文意，疏通章句的基础上，文中注释对涉及到的史实和典故均注明出处，必要时引出原文增强说服力。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引用原文时注者还加以文献方面的考订，对其版本以及观点的正误都作了推敲，并利用其他古籍和文献作为旁证。使这一主要面向普通读者的普及读本增添了一份古雅的韵致，提升了读者的欣赏水平，也开阔了读者的阅读视野。

　　在介绍作家时，选注者不仅对该作家的生平思想概括十分精当，而且更看重当时其他学者的评价与看法，使读者对作家的创作情况以及当时的创作背景有较深入的了解，更容易接受作品内容。

　　严谨的注释与灵活的按语巧妙结合。有些文章加注之后仍不好理解，或是需要点出作者用意，注者都恰到好处地添加了按语。有些评论性的按语切中肯綮；有些按语则介绍了该文的背景知识，并点出容易被读者忽略之处。这些导读性质的按语，短小精当，有画龙点睛之妙。

　　注家还常常在考订典故、文献出处的同时，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文献功底列举诸家学者的说法一一辨明正误，并介绍了各类文选、文集以及今人的多种文学研究和史学著作。基础的文学和文献学知识，不仅给普通读者提供了一窥文学研究领域的途径，即使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和学者读来，也会受到启发。

　　（《清文选》，刘世南、刘松来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