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湖北日报)

　　熊召政

　　1997年暮秋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周百义的一个电话，他问我：“听说你在写一部关于张居正的长篇历史小说？”我回答“是的”，他接着说：“这本书我来给你出，我亲自当你的责任编辑”。可以说，这次通电话是我们友谊与愉快合作的开始。

　　应该说，此前，我与周百义就是朋友了，我们同一年进武汉大学作家班学习。1995年，他接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时，该社正是举步维艰，最为困难的时候，用“受命于危难之际”来形容他的就职，一点都不过分。谁知兹后几年，他带领出版社的同仁们二度创业，将该社一步步领出低谷，并一跃成为全国地方文艺出版社的龙头，真的可以说是功劳大大的。而他自己，因为独具慧眼拿到了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并担任责任编辑，也令同行刮目相看。

　　相比于他，我那些年的运气没有他好。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就离开了文坛下海经商。虽然小有斩获，然从来都没有想过在商海终老其身。别人称我为“儒商”，我自己则称为“商儒”，并解释说，儒商是把学来的本事用于赚钱，商儒却是把赚来的钱用于研究学问，二者虽不是势同水火，却也大相径庭。我的人生的理想还是落脚在文学上。因此，在周百义那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已决心告别商海回到文坛了。虽然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我并没有完全告别商海，但大部分精力，却都花在了创作上。

　　我在开始《张居正》创作时，几乎是一个已被文坛遗忘的人。我同过去的许许多多的文友断绝了联系，只同极少的几位保持交往，散文家徐鲁便是其中的一位。正是他，把我要写《张居正》的消息透露给周百义。当周百义说要给我出书时，他并不知道我会怎么写，也并不知道我这位诗人出身的作家，是否有这个能力写出一部真正像样的历史小说来。但他却如此急迫且干脆地表示要给我出书。记得我当时问他“你这么快表态，凭什么知道我会写成这本书呢？”他回答：“凭我对你的了解，以及你的人生经历，相信这本书不会差到哪里去。”

　　所以说，周百义买的是我这本书的“期货”。此前，我已看过他编辑的《雍正皇帝》，对他的眼光和魄力，丝毫没有怀疑过。一年后，我写出了《张居正》的第一卷《木兰歌》，打电话给周百义，他立即到我家来取走书稿。一个星期后，他来电话说他看过了书稿，觉得“发是可以发，但有些地方还要稍作改动。”不久，他把书稿退给我修改，我细心地看了他的多处眉批。如我写戚继光时，搁下故事的进展而插入对戚继光的出身及名字介绍，他批曰：“此种叙述，有伤文气，建议删改。”我写高拱设计让邵大侠杀两广总督李延，他批曰：“不要把高拱写得过于歹毒，建议修改这个情节。”凡此种种，有数十处之多。虽然他很认真，但我从他最初的“发是可以发”的口气中，听出了“这本书一般”的弦外之音。那年春节，我又将此书稿打印三份送给三个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的朋友看，没有一个人下“这本书真好看”的断语。我于是痛下决心，学一次“黛玉焚稿”，把写成的第一卷的书稿全部烧掉，从头再来。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周百义时，他有些惊讶，他说：“这样你一年的心血就白费了，要不，你作一次大改动，还是可以发的。”我告诉他我决心已定，一切推倒重来。既然文学是我实现理想的一种方式，我就决不能退而求其次。又一年过去，当我将重新写出的《木兰歌》交到周百义手上时，三天后他就打电话来说：“我一口气读完，非常好，只是感觉到你写短了。”其实不短，有37万字呢。在这一稿中，我多处采纳了周百义的建议。

　　兹后，我以一年一本的速度，于2002年完成四卷本《张居正》，这本书给我带来的种种殊荣，周百义功不可没。

　　回忆那埋头创作的五年时间里，周百义始终与我保持热线。隔三岔五，他就会与我相聚一次，小饮三杯。哪怕没什么事，在一起坐一坐也觉得顺畅。他知道我喜欢喝功夫茶，访问台湾时，专门买来宝岛特产冻顶乌龙送给我；访问美国，又给我买深海鱼油以治疗我的高血脂。古人讲：“礼轻情义重”，他这是礼不轻而情更重。当然，我们也有为书稿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但争吵归争吵，最终总有一方妥协。若要问我们妥协的方式是什么？从我个人的角度讲，就是找一个小酒店，点几样家常菜喝一杯。只有在那时候，主动权才完全在我手上。因为，周百义虽然充满智慧，却不胜酒力，在那种场合，怎么说，他也是个理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