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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扶贫取得实效的同时，城市贫困人口却在增加。这是政府面临的一个颇为尴尬的难题
辽宁阜新一座煤矿，如今可开采的煤炭资源越来越少。阜新这样的城市产生了大量的穷困人口。（新华）
近来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日益成为人们迫切关注的问题。在最近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呈明显加重的趋势。据这些专家提供的数据，2004年，中国城镇人口贫困发生率达到6-8%，已经明显高于农村同期2.6%的水平。
“相对于农村贫困，城市贫困居民没有土地保障的底线，这种贫困是绝对的赤贫，若没有进一步的政策保障，他们可能成为最贫困的弱势群体。”一直在关注城市贫困问题的辽宁籍全国人大代表赵喜忠不无担忧地说。
与赵喜忠一样，中部地区湖南省政协委员郭晋云也一直在调查城市贫民的生活现状。他在一份提交给当地政府的调查报告中呼吁，城市贫困群体正在扩大，要谨防形成“贫民窟”。
与这些城市贫民的生存状况相比，郭晋云更为忧虑的是，如果不能帮助这些城市贫民迅速脱贫，在他们比较集中的区域就会出现治安恶化、商业萧条的现象，进而容易引发集体暴力和犯罪蔓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一些专家看来，问题还不仅仅止于此。
城市贫困出现“代际转移”
湖南省湘潭市鲁班殿社区是临近繁华街道的老城区，在当地被称为“贫民窟”。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是老人、下岗职工等低收入人群，尽管他们中有一小部分有退休工资，但还是比较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此外，大多数贫困家庭的住房面积小，往往三代挤居在一起。对当地的一项调查显示，65%的贫困家庭有一个以上的慢性病或大病患者；34%的贫困家庭有残疾人；72%的贫困家庭认为，就业难、看病难、子女学费贵等是影响他们脱贫解困的“三座大山”。
综合一些专家的分析，贫困人群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失业人员；资源枯竭型城市大量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如东北产煤地区辽宁省阜新市，失业人员中有30～40%是青壮年劳动力；退休较早、仅依靠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流入城市、成为城市新贫困阶层的大量农村人口。
让人更担忧的是，许多因为贫穷而过早辍学的年轻人，有可能同样没有多少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只能在贫困的道路上继续挣扎，根本难以担当拯救全家的重任。于是，一代人的贫穷，将有可能更加严重地转移到下一代。这种城市贫困出现的“代际转移”现象，正是一些社会学家极为担忧的。
据中央政府官方刊物《瞭望》周刊报道，有关部门调查表明，当下的中国，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个底层群体既包括城市下岗职工，也包括流入城市的大量农村人口。
不仅如此，在贫穷发生代际转移的时候，富裕也在发生代际转移。同样调查表明，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子女也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收入。
任何社会都难免出现贫富差距，但一个公平的社会能够给底层民众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穷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当贫穷与富裕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群体并且长期保持的时候，社会的潜在风险也会加大。”该刊评论说。
警惕“制度性致贫” 目前教育成为贫困家庭最大负担。沈阳某小学学生正上课。（新华）
城市贫困在中国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事情。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来计划经济下的“铁饭碗”基本被打破，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出现了大批失业人员。
据权威数据显示，1993年中国失业人员的总数为300万，1997年增加到1760至1820万，其中约1218万是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目前约890万下岗人员仍处于待业状态。这种情况在东北重工业基地表现得最为最严重。
可是，在经济改制快速进行的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却相对滞后。从目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来看，不仅保障金基数低，难以起到真正的生活保障作用，而且保障范围并没有覆盖到所有人群，只限于城市里一部分有正式工作的人。虽然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扩大这个范围，但离真正做到健全完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今年2月初，据中国知名独立市场调查公司--零点调查公司公布的一个研究报告显示，2005年，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花费是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
该报告还显示，贫困居民的第二大负担是医疗费用，约有25%的贫困居民认为贫穷是因为“家里有病人”。另据辽宁省民政厅统计，“看病难”是困扰城市困难群众的最大难题。在辽宁的城市困难居民中，因病造成家庭困难的占30%左右。
何东一家原本是内蒙古自治区一个幸福的城市家庭，如今却因为缺少医疗保障陷入贫困的深渊。这一切皆因儿子患了骨癌。
为了能给儿子治病，何东不得不去借钱。但是，病魔还是夺去了儿子的生命。那一年，孩子才12岁。
“60多万是从朋友那里借的，朋友不说什么，但是这钱总不能不还。”然而，何东的噩梦并没有因此结束，尚未年老的父亲刚刚查出肾功能衰竭，家庭中又一个人躺在了病床上。
家徒四壁，能卖的东西都让何东换成了现金。一台80年代产的旧彩电放在了一个破纸箱上，“这是我唯一能够娱乐一下的工具。”何东说。
何东并不是特例，如今像他这样因为没有得到更好的社会保障而一夜之间跌入赤贫的家庭，在中国并不鲜见。
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丁四保2005年下半年对东北地区5个资源枯竭城市的贫困群体进行了调查。他对城市贫困居民有这样的描述：离开原有在国企或者集体企业的工作后，大部分员工在实现再就业、获得失业和养老保险、参加就业培训、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方面，遭遇到了比较严重的排斥，“贫病交加”使他们的命运堪忧。
“穷人贫穷并不仅是因为他们观念落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策性歧视造成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提出警告说。一些专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制度性致贫”。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是，近年来进行的备受争议的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着重点是放在了市场化和产业化方面，而忽视了其本应赋有的公平性和公益性。这也是导致教育花费和医疗花费过高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所在。
如何破解城市贫困？
丁四保主任认为，中国解决城市贫困问题要比农村脱贫还难。因为城市贫困居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不存在“增收和减负”的可能，而且城市人的生活成本远远高于农民。
在大多人看来，增加就业、扩大就业，是解决城市贫困和低收入问题的首要措施，而增加就业的主要手段就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可是，丁四保经过调查发现，依靠服务产业脱贫可能在经济发达地区走得通，但在贫困地区不一定行得通。 他在东北一些资源城市看到的情况是，当地发展服务业遭遇的是小买卖“卖不动”，做家政“没人要”，当护工也“没人雇得起”。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专家认为在城市扶贫的时候，对贫困人群应该从“输血”转为“造血”，即淡化现金或实物资助，强化技能培训，提高生存本领。如今，这种扶贫思路已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所采纳。例如，从今年2月起，上海市将有30万就业困难的贫困市民陆续获得一张“职业培训账户卡”，这张卡里由政府注入2000元人民币，市民可持卡申请参加各项职业技能培训。
与这些软性的扶贫政策相比，赵喜忠主张一种更为硬性的手段，就是呼吁制定专门针对城市扶贫工作的法规，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标准、保障程序、保障资金等加以规范和明确。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必须增加社会的透明度。
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不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且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也逐渐拉大。最近，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发布报告称，当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上限，在0.4左右。如果把各种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也算上，则实际基尼系数更大。具体来说，20%收入最低的城市居民，拥有的全部收入还不到城市总量的3%。
“从理论上来说，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有利于解决贫困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建立公正的财富分配制度，没有增加整个社会的透明度，那么，相对贫困人口很可能仍会增加。”一则评论分析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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