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汪晓东

　　那一天天长高的大楼，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

　　盖“第一高楼”，还一万元债

　　清晨，不到5点，老傅就起床了。

　　也许是上了些年纪，老傅比同宿舍其他年轻的工友起得要早。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舍不得花钱买自行车，每天徒步走到工地。

　　晨曦中，东方明珠塔和金茂大厦隐约可见。它们是浦东的象征。不过，老傅没有抬头往远处看上一眼，他在不知不觉中加快了脚步。

　　工地就在金茂大厦的东面，老傅他们称之为“101工地”。“101工地”全称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这将是一座主体高492米的101层大楼，比近在咫尺的金茂大厦还要高72米。“听说好像是东南亚最高的吧。”老傅拿不准。“什么东南亚最高，是世界第一高楼！”一旁的工友说。

　　与这座大楼的高度相比，老傅更关心工钱问题。“到这个工地刚一个月，说是一天40元，年底一次性结清。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拿到。”他的担心是有原因的。5年前，在另一个工地打了一年工的他，最后没拿到工钱，老板跑了。“你就别操心啦，现在不会的。”在这里做保安的小徐安慰他。小徐是湖北人，对于上海的打工环境，作了不少研究。“我听很多在上海打工的老乡说，拿不到工钱，劳动部门会出面帮大家要的。上海在这方面做得还是挺好的。而且，现在你不是还拿到每月400元的生活费吗。”

　　中午吃饭，老傅要了0．5元的饭和1．5元的炒卷心菜。“卷心菜要是加了肉丝，就是2．5元。舍不得。”

　　匆匆吃完，老傅又和工友们开始了下午的工作。老傅在建筑工地是做小工的，他们今天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一堆墙角边的钢梁，用双轮小推车运到工地上。50岁的人了，老傅干起来有些吃力，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偶尔，他和工友也停下来，坐在地上休息一会儿，抬眼看看一天天长高的大楼。虽然干过许多个工地，不过老傅从来不觉得那和他自己有什么关系。出来打工，为的就是多挣些钱。

　　老傅的家在安徽泗县，两个儿子都结婚了，按照当地习俗，儿子结婚之后就要搬出去。为了给儿子盖房，老傅欠下1万元债。“在外头打工的确很辛苦，可还得出来。只要能按时拿到工钱就好。”

　　孩子进城上学、有地儿洗澡、上保险———

　　年轻人憧憬的更多

　　夜幕降临的时候，工友们陆陆续续回到宿舍。老傅坐在床沿上，拿出一个布袋，从里面摸出一包“大前门”，点燃后默默地吸了几口。靠窗口的一张大桌上，几名工友正在玩扑克，另有七八个人在围观。

　　朱兵、卢世同等工友坐到老傅对面的床上聊天，他们都是安徽老乡，互相用方言交谈起来。

　　朱兵1991年就到上海来打工了，干过虹桥机场候机楼扩建工程、徐浦大桥等重大工程。他本来打算把10岁的儿子接到上海来读书。“我到周围的小学一打听，一年的学费要1万多元，那我怎么可能缴得起呢？”

　　卢世同似乎更在乎上海人对他们的态度。“有时候，我们从一个工地搬到另一个工地，要带上很多行李挤公交车，车上少数上海人很不礼貌，有些人甚至还要骂人。”

　　一旁，一位工友接了一脸盆热水在擦身体，这就算洗澡了。“唉，住宿条件真是差了一点。”有人嘟囔了一句。“听说有的地方建农民工住的公寓了，什么时候轮到咱们呢？”朱兵的信息总是多一些。

　　“还有，中午食堂的菜没有油。”又有人小声抱怨，其他人跟着附和。

　　“这些都还是小事。要我说呢，哪怕我们每个月从工资里扣一点钱，帮我们大家缴医疗保险，那是最好了。”朱兵的话得到大家的认同。“听说对于我们这些外来务工的，上海好像专门有一种综合保险呢。”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大家面面相觑，似乎并未听说过。

　　老傅并不插话，他默默抽着烟，听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

　　过了一会儿，队长韩庆顺推着自行车回来了。老傅又提起了工钱的事，“有什么好担心的！”韩庆顺说话很干脆，“告诉你们，不但工钱有保障，还有工伤保险呢，用一个人就要签一份保险，上海都这么规定了。”

　　临睡前听到了这个消息，老傅心里稍稍踏实了一些。

　　《人民日报》 (2006年03月27日 第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