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作为对世界物质的一种占有的集合，这当然是从经济意义上说的——它本身无所谓善恶属性，但聚敛财富的方法，获得财富后的处置方式，和财富的最终归宿、用途，无疑是要经过人类道德标准的衡量和裁决的

　　英哲培根在《论财富》中说，“对于财富我叫不出更好的名字来，只能把它叫做‘德能的行李’”，“财富之于德能正如辎重之于军队。辎重是不可无，也不可抛弃于后的，但是它阻碍行军；并且，有时候因为顾虑辎重而失却或扰乱胜利。”这句话很形象地说明了财富的特点，这就是人类财富和人类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财富的客观性和人类财富观的主观性，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悖论。

　　的确如此，财富自出现之日始，似乎就具有了原罪，对它的评价，就被置于了人性、道德、伦理和善恶这些文化的层面上。而中外作家文人对比的评论似乎更多，更尖锐。《后汉书·崔马因列传》中出现将金钱财富斥之为“铜臭”的说法。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探求的是金钱财富这样一个古老而又永不过时的话题，莎翁置疑金钱财富是世界上最有价值、最珍贵的东西。马克思更进一步揭示出金钱财富的追求与道德追求的内在矛盾：“金钱是一种颠倒黑白的力量。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善行变成恶行，恶行变成善行；把主人变成奴隶，把奴隶变成主人；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基本上，这些文人作家对财富和金钱的看法，是持一个否定的态度的。这也基本上反映了人类文化中对待财富的整个态度中一个重要方面……

　　财富，作为对世界物质的一种占有的集合，这当然是从经济意义上说的——它本身无所谓善恶属性，但聚敛财富的方法，获得财富后的处置方式，和财富的最终归宿、用途，无疑是要经过人类道德标准的衡量和裁决的。这也就是，世间为什么有“财富是万恶之源”之论，有最卑劣的财富，也有最高贵的财富。

　　所以，财富成为一种恶也好，还是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也好，完全取决于我们对财富的伦理态度。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陶渊明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李白说“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曹雪芹说“守得贫，耐得富”……它们是人类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精神财富，闪烁着真理性的客观辨证的精神，是指导和影响我们对待财富的一种智慧，一种价值标准。

　　所罗门说：“在富人的想像中，财富有如一座坚城”。但是，对有些富人来说，这座可能监禁了生命和灵魂的财富坚城，却被打破了。已是髦耋之年的香港影视业巨子邵逸夫先生，3年前出资设立了国际性年度奖项“邵逸夫奖”，此奖一出，即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而所设奖项是诺贝尔奖没有的。而到目前为止，邵逸夫向中国大陆教育事业的捐款已近24亿港元。记得邵逸夫先生获得CCTV年度社会公益奖时“颁奖辞”中这样说：十余年来，他仅为内地教育事业的捐款，就高达24亿港币，惠及众多中华学子。人们不是因为他的财富记住他，而是因为一位九旬老人回馈社会的赤子之心。邵逸夫先生对待财富的态度，被赞誉为人类文明的崇高标志之一。

　　凡最高的财富，无不与全体的心灵共享——尼采这样说过。积极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承担社会责任的、反映人类美德的、体现救世愿望的、表现人类之爱的、展示一个个体生命的人生崇高境界的财富态度，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标志，更应是一种新的财富伦理，今天我们对财富也应该有这样一种新的理解和认识。

　　每年公布的《福布斯》富豪榜，都有我们的作家文人上榜，——这告诉我们，现在对作家文人的评价，已是一种多元化的、开放的方式，我们既肯定他的精神价值，也给予他社会物质价值的肯定。作家文人对这种社会的物质的评价、财富的评价，反映的态度是平和的、理性的。作家张贤亮，在投入商海之后，从“出卖荒凉”的经营中掘金，现在已然成了一个“资本家”。说起财富，张贤亮这样评价自己，“我养了30多条名犬，开宝马，住豪宅，为什么没有人仇恨我？就是因为我构建了一个和谐的企业。影视城建成以后，周围的农民也受益，他们对我都很热情。现在，整个镇北堡的人都怕我死，因为他们担心我不在了，我的继任人是不是还会像我那样对他们那么好……”这表达的是一种成熟的财富观，作家文人的这种财富人生，谁说不是一种新的人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