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危的父亲将希望留给了儿子

　　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2005年11月的一天下午，杨怀德在宿舍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边哭泣边说父亲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希望他能回去看看父亲。当时，杨怀德正在忙于出版自己刚刚完成的小说《欲望城市》，而且此时杨怀德并没有打算原谅父亲，他并没有及时回家。

　　又过了半个多月，哥哥杨怀强打来电话说，父亲现在已经送到杭州治疗，情况不好，经医生诊断是癌症晚期。杨怀强在电话里再三请求弟弟请假到医院照顾父亲，因为他与姐姐都有工作在身，而妈妈也在县城的一所小学打工，无法长期请假。

　　接到哥哥的电话后，杨怀德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去医院看一看父亲。次日下午，杨怀德请假从下沙大学城赶往位于杭州半山的省肿瘤医院，他父亲正在那里接受治疗。他到达半山时，已是傍晚6点多了，他父亲已经在半山公交车站等了他好几个小时。

　　杨怀德说：“那天在公交车站牌，路灯朦胧的夜色里，父亲的身影有些模糊，他佝偻着腰，病痛的折磨让他看上去很虚弱，颧骨由于瘦削显得很高，嘴角全都溃疡了，疼得他直咧嘴。”那个时候的父亲，和杨怀德印象中的父亲完全是两个人。

　　父亲问杨怀德吃饭了没有，随后两人走进一家小饭馆，叫了两个菜，父亲只给自己叫了一份青菜，说生病了分开吃好一点。杨怀德说，这时候，他突然感觉眼睛酸痛酸痛的，原本以为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场景竟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此后，杨怀德又去过几次医院，父亲让杨怀德不要请假来照顾自己，只要有空来看看就可以了。

　　12月27日，杨怀德最后一次去医院看父亲。当时父亲面朝墙躺在病床上，不断地叹气说：“今天医院又来催费了，我叫你哥不要再打钱进去了，我知道，钱已经花得差不多，再花就要背债了。”

　　父亲做化疗不能穿有领子的衣服，再加上他原以为这次来杭州看病只要两三天就可以回去，并没有带过冬的衣服，没想到这一治疗就过了个把月。当时，杨怀德找同学要了一些旧衣服送过去，父亲没有接受。

　　那天，父亲对杨怀德说：“没想到这么些年来，他这个父亲做得这么失败。”后来，父亲坐了起来，哆哆嗦嗦地从枕头下拿出了一本存折，交给杨怀德说：“这是爸爸最后的钱了，我没什么东西留给你们，你还有一年才大学毕业，这点钱就留给你付学费，往后就要靠你自己了。”

　　杨怀强说：“第二天，父亲就叫我哥哥安排出院，回了老家。当时我还在四处想办法借钱，但是父亲就是坚持不肯再到医院去了。”

　　父亲一直在用另一种方式关心儿子

　　采访了杨怀德后，记者决定前往杨怀德的老家探访其父亲。老家位于天姥山脚下的新昌儒岙镇雅张村。

　　好心的村民给记者带路，他指着一幢依山而建的两层土坯房说，“这就是杨家了。”与其说是楼房，不如说像窑洞，山土流失，一楼的房屋被山土冲塌方了，几根碗口粗的木头撑着，记者要拽着路边的树枝，才能从路上跨到门口。

　　一个脸色焦黄的男人从黑洞洞的屋里走了出来，他个子很高，显得很瘦削，满是皱纹的脸有些浮肿，面容凄苦，显然是被病痛折磨了很久，他冲我咧了咧嘴，满嘴的牙齿都脱落了。村民说：“这就是杨桂正，杨怀德的爸爸。”

　　说起家里的事情，杨桂正十分激动，声音很大，说着当地难以听懂的土话：“没有办法啊，这是天灾人祸，家里本来就挣不下钱，他妈身体也不好，我还害了这病，为了孩子的学费，他妈只好到县城给人家打工。”

　　杨桂正另外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已成家，家里只有病中的杨桂正一个人住着，他指着家里的土坯房说：“你看这家穷的，连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房子是我21岁那年盖的，我今年已经58岁了，再没有能力重盖，山里没有什么收入，田里种的稻谷还不够家里吃。以前，我在村里跟人合伙做电工，每个月120元钱的补贴要4个人分，前年开始我一个人搞，身体又不行了。”

　　记者问他现在身体怎么样了？杨桂正摇了摇头说：“为了治病，大儿子和女儿已经把他们的积蓄都拿出来了，花了3万多元，本来医生说再有几个疗程应该能治好。我自己知道不行了，再治就要背债，不去浪费那钱了，我这辈子没能给儿子们留下什么，临死了也不能再给他们留一屁股的债。”

　　谈话间，杨桂正不停地起身去喝水漱口，后来才知道，得了癌症后，他的牙齿都烂掉了，嘴巴和扁桃体又溃疡，很难受，只好一遍又一遍地漱口。

　　“我知道儿子在怪我，特别是小儿子说他从来没有父爱，十几年了，他几乎连一声‘爸爸’都没叫过我，我知道他恨我这么些年来不关心他们。其实做父母的哪有不希望自己孩子好的？这些年我身体一直不好，一直是咬牙帮着他妈干点活，供他们三个读书，现在病倒了，治不好了，就熬着吧，哪天死了就算是到头了。”

　　记者问他知不知道他的小儿子现在正在打工赚钱，希望攒点钱再把他接到医院治疗。他怔了一下，摇摇头说不知道，从来没听杨怀德提起过。

　　记者低头记着，突然发现声音不对，抬头一看，杨桂正吸着鼻子，边哭边说，脸上带着笑，泪水却顺着黑黑的脸不断地流下来，他伸直胳膊，用脏衣服擦眼泪。我知道问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