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公平教育时代到来的信号—“从今年起用两年时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这项政策的出台直接惠及中国9亿农民，原来“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局面将变成“义务教育国家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也从主要由农民负担转变为由各级财政负担，教育体制的改革从今年开始将达到前所未有地广度与深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称之为“里程碑式”的影响。农村义务教育寻求破题的历史性变革，从此拉开帷幕。

　　让他们也有灿烂笑容农村义务教育新政

　　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除了要面对投入相对滞后的困境外，还要解决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经费缺口等多种问题。

　　“相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在开学前已全部到位。其中，由地方承担的20%的资金，广西等省份已全部由省财政承担，不要求层层配套。”3月21日，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教育部党组成员田淑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此次经费落实之快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

　　当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宣读《政府工作报告》时，谈到有关教育这一部分时，多次被代表、委员的掌声打断。温总理说：“从今年起用两年时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这个里程碑第一块基石，是在2005年12月24日打下的。

　　当时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此后，教育部部长周济宣布：自2006年始，中国政府在未来五年将至少投资2182亿元，支撑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确保“农村孩子上得起学”。

　　“两会”期间，《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代表、委员时发现几乎都有这么一个共识：“‘使人人都能受到教育’，这将不再是口号了，是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由教育新政策、新战略出台引发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问题也成了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经费问题阻挠百万儿童入学梦

　　“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一下平民教育问题。”3月14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如是说，“我们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的比重更高。我们之所以把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就是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都能受到教育。”

　　而在湖南省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谭仲池看来，平民教育之路依然会很漫长，因为首先要把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处理好。对此，谭仲池在提交议案时，附上了《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公共投入问题及对策思考》的调研报告。

　　他认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相对滞后，造成农民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受到损害，困难地区农民子女失学严重。”

　　据公开资料显示：1995年到200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量投入缺口累计达3515.4亿元，即使按1995年以来农村普通中小学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30%的较低水平，2000年以前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缺口也在1000亿元以上。

　　谭仲池说，“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由于地方财政尤其是县级财政基础薄弱，加上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总量不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进一步扩大。”

　　谭仲池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农村每年大约有110万名儿童不能入学；有的农村中小学失学率达30%。农村义务教育按时完成率仅76%，全国7个省区甚至在60%以下；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7.6年，实现程度为10%，提升最慢；农村9%的成人是文盲。地方各级政府义务教育发展普遍负债，经济落后地区尤为严重。

　　保障机制建立 政府将担更大责任

　　除经费困绕外，农村教育负债也引起了众多代表们的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曹策问认为，当务之急应当尽快解决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下称“普九”）给不少农村带来的债务问题，否则，政府对义务教育开出的众多优惠政策可能因此抵消，无法真正给群众带来实惠。

　　他认为，以前的农村“普九”工作中，大部分的投入由县乡财政解决。由于县乡财政紧张，大多通过集资和借贷的方式解决。但是农村税费改革和学校“一费制”实施后，原来县乡筹集资金的来源被切断，结果造成债务大量沉淀，成为县乡政府的沉重包袱。

　　对此，2月28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时分析说：“2000年之后，农村进行了税费改革，义务教育的改革最基本的变化是从农村教育基本由农民办，转移到农村教育基本由政府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

　　周济认为，首先要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教师工资，还要保证安全（指中小学危房改造等），同时要保证基本经费，这种情况下，在2004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80％已经是由政府来承担了。

　　在今年“两会”召开前，已经20年没有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草案中有关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问题尤为引人关注。

　　许多代表、委员认为，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表明政府要在义务教育中承担更大的责任。

　　周济认为：“但具体到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更为关键的工作是测算和确定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担的比例。如果比例不确定，省级统筹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

　　经费缺口困绕西部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贵港职业学院副院长周桂英对《中国经济周刊》说：“目前农村中小学运行依然很困难。从广西各地的情况看，农村中小学办学经费短缺的情况很普遍，学校运行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一些市县教育公用经费预算为零，危房改造、远程教育等举步维艰。”

　　周桂英分析原因时指出，西部地区经济基础、教育基础比较薄弱，能为教育发展提供的财力、物力相当有限，无法按政策落实“财力补贴”和“配套资金”。另外，人们对教育的需求随着时代发展而迅速提高，而政策、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监管机制也不够健全并不能有效运行。

　　来自重庆石柱县的原教委主任刘中慧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石柱是一个集三峡库区淹没县、少数民族自治县和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于一体的特殊县份，地方财政相当拮据，难以保证生均公用经费划拨到位，使学校正常运转难以维持。对此，刘中慧指出，每年如果国家不能解决长期以来经费缺口，在西部，所谓的“两免一补”政策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积极施政

　　事实上，为了解决好代表、委员热议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在不到4个月里已经作出了积极的应对。

　　临近春节前，1月23日至24日，首批实施新机制改革的西部地区12个省区和中部地区若干省的财政、教育部门共150多人亮相北京大学，出席“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培训班。财政部教科文司和教育部财务司官员详细解读了改革的相关政策，同时对各省代表进行农村中小学预算编制的紧急培训。

　　按中央确定的步骤，2006年春季开学前，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要全面试编经费预算；2007年预算编制范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农村中小学；2008年，全国农村40万所中小学将正式编制经费预算；2010年，全国农村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拨款达到中央出台的基准定额。

　　“对于教育的投资关键是个认识问题。真正把科教兴国当成一回事，真正把人才强国摆在了领导的日程上，那个钱就有了。”中纪委驻教育部经检组组长田淑兰说。

　　据悉，春节后开学的这次中小学公共经费财政部动作非常快，10天已把经费拨到学校。

　　教育部部长周济向媒体详解了“十一五”期间教育的规划和思路时说：“‘十一五’时期教育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普九’人口覆盖率接近100％。”

　　“在制定“十一五”规划中，明确规定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逐步将财政投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4％的水平。”

　　“4％这个数字表明，国家已经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将用更多的财力加快教育发展。”分析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而据教育部2004年数据显示，中国当年在教育的财政投入占GDP的比重仅为2.79％。

　　3月21日，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田祖荫介绍，目前共有52.5万所农村中小学，以他们为基层单位开始编预算。

　　田祖荫说：“这个预算是个大预算，包括教师工资、公用经费、困难学生的资助和危房改造资金等，由教育行政部门汇总，报财政部门审核，并报到县级人大批准，最后按照这个预算执行。第二个措施我们将制订一系列的配套文件，包括免学杂费怎么免，补公用经费时怎么补，给危房改造资金怎么给等都有措施，一共有9个文件。目前已出台4个。”

　　“再加上教育部门和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可以从多个方面保证经费落实到位。”田祖荫向《中国经济周刊》如是说。

　　地方率先破题

　　《中国经济周刊》从教育部获悉，西部部分省份的有关举措已纷纷出台。

　　“在贵州，我们今年初就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上有所突破。”3月22日，贵州教育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据他介绍，从今年起,贵州省将用5年时间,分阶段逐步将该省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省、市、县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农村中小学生入学及学校发展的问题。

　　此外,贵州省级财政每年将安排62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寄宿学生的生活补助,并继续对全省186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同时,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同步享受“两免一补”政策;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城市中小学就读的,与所在城市学生享受同等政策。

　　而在发达省份江苏，对于农村义务教育工作已与中央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结合起来了。

　　3月22日，南京市教育局信息办副主任戴兴海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在“十一五”期间，南京将重点加大对乡村教育软件的投入，着重提高师资力量。将会让每个乡村教师到城市来轮岗培训，了解和熟悉现代化教学手段。此外，南京市对师资力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再招收本科以下学历的教师，对一些乡村学校的校长也将开展硕士班培训，全面提升义务教育阶段的软件环境。

　　同时，南京还把解决农村中小学生义务教育在建设中形成的债务问题，列入《南京市教育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

　　种种迹象显示，2006年，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从西部到中部，再到发达的东部，几乎都动起来了。

　　2006年：教育迈向公平

　　提前三年的时间表

　　在过去的一年里，免费义务教育一直没有离开我们的视线。

　　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该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两免一补”政策，一度被善意地误传为免费义务教育开始实行的信号。

　　随后，一些地方开始“抢跑”。2005年9月7日，苏州市宣布将从2006年起每年将追加财政性教育支出3亿元，成为第一个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城市。北京、江苏、上海、广东等地也纷纷拟出了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时间表；

　　2005年11月10日，教育部发布《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的时间表：2010年我国农村地区实现免费义务教育，2015年推广至全国；

　　2005年11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全民教育高层会上宣布：“从明年起，中国将用两年时间在农村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全部学杂费。”

　　不到半个月，免费义务教育的时间被提前了3年，并在一个月内得到明确的政策支持：2005年12月24日，《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正式发布。

　　教育部部长周济对此评价说：“教育改革和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公平正被落实

　　教育公平的落实正成为目前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从法律层面到政策制定，再到具体执行，被层层保障。

　　随后，教育部向各地下发了《关于做好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若干工作的紧急通知》，明确要严格规范收费行为。各级政府要确保按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标准落实到位；凡是实行新机制的学校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开支使用专项资金。并要求在春季开学之前，必须把宣传卡发到实施新机制地区的每一名学生手中，将招贴画张贴在每一所农村学校。

　　春节前夕，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在京举办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培训班。

　　紧锣密鼓中，教育新制迈出了坚定的第一步：

　　2月10日—25日，教育部分7个小组，对实施新机制的15个省份（西藏除外）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督查，重点是各地实施方案制定情况、2006年春季预拨资金到位情况、学校收费规范情况等。

　　2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分组审议《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草案规定，各级政府应当确保义务教育经费“三增长”，即：用于实施义务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保证按照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义务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义务教育教职工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我们一定会千方百计保证好教育资金落实的正常推进。”周济表示，目前教育部已就此和各省达成共识。中央财政将优先保证免费义务教育资金的落实。如果地方财政无力承担，中央财政将会从其他的一般性的转移支付中优先保证“20％”的落实，然后，地方财政才能安排其他的资金。否则，中央财政会预扣“20％”。

　　新政策将确保经费保障机制

　　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田祖荫告诉记者，各地目前正在指导中小学校制定预算，教育部也将制定一系列配套文件，“包括免学杂费怎么免，补公用经费时怎么补，给危房改造资金怎么给等，一共有9个文件，目前已出台4个。”

　　据田祖荫透露，审计署相关部门计划在明年对西部12个省免杂费的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如果这些都能到位，我想这个政策应该没有问题。”除免除学杂费的具体落实以外，提高农村义务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基本标准，建立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保障教师工资经费……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建立，千头万绪，在一项项具体的制度保障下，农村义务教育将在今后两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的责任就是让农村的孩子们能够和全国孩子们一样都能够共同成长进步，有灿烂的笑容。”周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006年，农村义务教育新政元年。

　　农民子女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能否得到保证？在今年，这个问题将考量各级政府部门施政能力和智慧。这种考量不光是对公平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各项政策的落实，更重要是面对现有困难的智慧和勇气。

　　相关各级部门除了要面对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相对滞后的窘境，更要解决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等多重问题。《中国经济周刊》在新学期开始后组织记者对全国多所农村学校进行调查，我们从中选取了江苏、湖南、北京等三地学校的一些个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苦恼、担忧，但更多的是：希望。(张伟)

　　小镇教育的“免费”之忧

　　小学六年级的陈梦玲本学期报到共交了329元钱，而她的同学管厚超由于是低保生只交了49元，对于这280元的差额，13岁的陈梦玲并没有表示任何不满和惊奇。

　　陈梦玲就读的学校是江苏南京某镇一所普通中心小学，有近千名学生。无论师资，还是其他教学设施，都是镇上最好的学校。

　　和管厚超一样，小镇另外224名低保生也同样享受着这样的减免。该镇教育主管部门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小镇现有7799名中小学生。除了低保生外，还有697名特困生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免。从下学期开始，学杂费的减免将会惠及这里所有的学生。

　　对于学生和家长而言，这无疑是个好消息。而对于小镇的教育主管部门而言，却充满了对教育债务的忧虑。

　　几年前，为了防止适龄儿童辍学，市教育主管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对低保家庭的学生予以减免学杂费。这些杂费正是很多乡村学校赖以为系的基础，陈梦玲的学校也不例外。

　　“提升工程”让学校负债前行

　　“这学期虽然有所改善，但目前全镇中小学尚欠700多万元债务”，3月20日，该镇的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各种名目的“小学提升工程”、“现代化工程”让校园变得美丽和现代化，但学校却因此举债建设，甚至举债应付验收，小镇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据该负责人介绍，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全镇共花费2000多万元人民币对10多所小学和3所初级中学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按照规划，这些学校将在未来承担当地主要的教育职能。

　　目前，镇上共有2所初级中学，5所完小，4所教学点。因为撤乡并镇及生源的减少，该镇已经撤并了30所中小学。而随着生源的进一步减少和乡村道路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到“十一五”末，小镇将只保留1所初中，3所完小。在未进行重建和改造之前，这些学校的软硬件状况都不乐观。

　　“虽然这些年一直在说加大教育投入，但是所谓的投入通常都是大政府逼着小政府拿钱办教育，可是很多时候小政府根本拿不出钱，”该镇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抱怨道:“教育欠费最终又落在学校头上。”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小镇2000多万的教育基建投入也都依靠学校的自筹。只是在这些基础设施验收达标后，学校方可收到来自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以奖代补”的专项资金。但是这并不足以偿还债务。来自镇教育部门的粗略统计显示，2001年至今，该镇教育部门收到这样的专项资金只有500多万元。

　　杂费支撑难解债务危机

　　虽然依靠杂费偿还债务还不现实，但要想找到一个不收杂费的理由却更难。长期以来，镇教育部门都是依靠杂费的收取才得以正常运转。

　　陈梦玲以前就读于镇中心小学的另一教学点，教舍只有三排平房。该校校长对记者回忆说，1990年翻建第一排教室时，是由镇教育办公室和村里共同出资的。此后，几次维修都由教育办出资：1997年学校改建危房，镇教育办出资8.4万，1998年学校再次扩建时，镇教育办公室再次出资10万元。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外，教育公用经费也同样依靠收取杂费，连水、电的开支也都来自于杂费。直到上学期，镇上的小学才第一次收到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下拨的每生60元的公用经费，中学则为每生90元。

　　这学期，来自上级教育部门的投入又有了提升，小学生的公用经费涨到了每生80元，中学的办公经费也涨到了每生100元。这多少解决了镇教育办公经费欠缺的问题，但并不能完全化解小镇的债务危机。

　　在镇教育主管部门看来，杂费收取依然是还债的重要途径。而下学期，小镇就不能再收杂费了。

　　“必须建立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否则，一旦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学校将立即陷于瘫痪。”小镇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他认为：教育投入的主体应该上移，区（县）、乡（镇）政府的财力不足以维持教育的正常运转。

　　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三级投入化解“免费”之忧

　　“省市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了乡村教育的欠债问题，并且制定了一系列化解方案”，区教育局有关人员3月21日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据介绍，区教育局将在今年4月对全区乡村教育欠债情况进行全面统计，并将统计结果交由相关部门审计。在债务情况确认后，省市财政会予以偿还。初步预定今年偿还债务总额的一半，剩下的另一半也将会在今后的2年中全部清偿完毕。

　　而为了防止可能再次因基建而产生的债务，省市教育主管部门也作出了统一规划：如果学校确有必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应先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申请立项，在得到批准后由财政统一支付，学校不再自筹。这从源头上遏制新债务的再次发生。

　　虽然南京在“十五”期间已经投入大量资金扶持乡村教育，但是由于区、镇财力不足，还是遗留了一些教育欠债问题，上级财政也正在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扶持。2005年学年度，区教育部门就收到上级财政5000多万元的投入，也就是所谓的“以奖代补”专项资金。这缓解了部分学校的债务负担。预计2006年度，这个数字会更高。

　　而相对薄弱的区财政去年也做出一些努力。2005年度教育投入较之2004年就增加了1个亿，这其中主要包括公用经费及人头经费（即教师的工资及福利待遇）。而在以后的义务教育阶段，区财政也将继续承担公用经费的发放。

　　“这些措施的推行，可以免除因为取消收费而带来的财政担忧”，区教育局的有关人员向记者表示。(叶静)

　　北京：流动儿童的上学梦

　　上学，对一些孩子来说，仍是一个简单但却遥远的梦。

　　2月21日，一股自西伯利亚而来的冷空气使转暖的北京城再次寒霜重现。晚8时，北京丰台区南苑机场已被夜色笼罩。一阵“咔咔”的金属撞击声自远而近，32岁的李二库骑着破旧的三轮板车回到家中。

　　李二库的“家”，是每月花450元租来的。三间瓦房早已破败不堪，屋里并不比外面暖和多少。昏暗的灯光下，李二库的母亲正在做晚饭，儿子聪聪则趴在被窝里看电视。“太寒酸了，您别见笑。”他尴尬地和记者打着招呼。

　　李来自甘肃省农村。刚来京时在建筑工地做小工，妻子王素兰在蔬菜批发市场给业主“看堆儿”。那时5岁的聪聪整天泡在菜场里。2003年夏天，李二库用积攒的钱买了一辆三轮车，每天早出晚归拉活儿挣钱。

　　生活似乎有了好转，但好景不长。去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出去买菜的妻子被汽车撞倒，司机开车逃逸，妻子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撒手人寰。李二库因伤心过度，患急性心肌炎住进了医院。病还没有好利索，就出院了。

　　李告诉记者，出事后，母亲从老家来到北京，帮他照顾家和孩子。“本来打算回老家，可家里的那两亩滩地上已经建起了水电站，没有地种。”由于李二库患有心肌炎，稍稍累着点就犯病，所以，收入大不如从前，加上经常吃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孩子的学费成了问题，八岁的聪聪因此仍未上学。

　　“这两天，孩子天天抱着书包往窗外看，他不说我也知道，他想上学。”聪聪的奶奶说。

　　“近8万名流动儿童难入学”

　　来自国家教育部的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散落在北京市各个角落的外来人员子女已28万多人，其中80%以上是农民工子女。据估算，目前我国外来流动人口中学龄儿童有200万左右。有调查表明，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们，作为进城务工者的第二代移民，他们很难再回到农村的土地上。

　　北京宣武区红莲小学校长张培新刚去过辍学学生的家。学生家长指着自己安在工棚里的家对她说，“你看我，就这些家当，哪有钱让孩子上学。”

　　北京市教育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2005年9月，共有20万流动儿童走进了课堂也就是说，尽管当时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仍有近8万名流动儿童没有学上。

　　《北京日报》报道称，北京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数量从2000年的9.8万人，上升到2005年底的28万人。市教委提出2006年公办校接收来京务工农民子女就读目标，其人数将从20万增加到23万，占28万流动人口子女的80%强。但一直以来，北京农民工子女失学率的数据，却鲜见披露。

　　孩子家长的经济账

　　公办小学的借读费，使王女士负担孩子上学举步维艰。她不知道孩子上中学时怎么办。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官方网站显示，小学生每学期规定缴纳的借读费标准为200元。学校应每学期收本学期的借读费。

　　“实际上，公办学校的收费要远远高出这个数字，快上不起学了。”37岁的王女士来自四川。她有两个孩子，11岁的二儿子跟他们在丰台镇的一所公立小学读四年级。

　　王女士的工作是钟点工。她的月平均收入为400元左右。她的丈夫是装修工，月平均工资为不足2000元。

　　王家每月的基本支出构成如下：房租550元/月，买菜400元/月，生活用品200元/月，孩子零用钱100元/月，杂费300元/月，每月寄回老家500元。

　　“这没有算上孩子的学费和借读费，以及别的偶然支出。另外，孩子的学费为380元每学期，但各种学习班的费用就要400元每学期，”她说。

　　《北京市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流动儿童少年在本市公办中小学借读，学校可按照有关规定向其收取借读费和相应的杂费。对家庭确有困难的学生，学校应酌情准予缓交或减免借读费，但由于用词含糊，在执行中显得软弱无力。

　　《中国经济周刊》在走访宣武区的几所公立小学时了解到，据宣武区教委的有关规定，农民工子女不但可以免交200元的借读费，而且学费也将减免50%。可即使这样，仍有不少农民工子女上不起学。主要问题出在审查、核实环节，手续繁琐，可操作性不强。

　　“相关的宣传工作也做得不到位，大多数农民工并不知道有这样的好事。”新世纪实验小学的一位教师说。北京市教育部门同时规定，特困生可减免包括书本费在内的所有学杂费用，但遗憾的是，全部减免的特困家庭，仅限于持本地户口者，也就是说，只有北京人才有权利享受这样的待遇。

　　“我们学校也有费用全部免收的农民工子女，是通过红十字会、团委、或募捐等方式，属于献爱心活动的方式之一。”红莲小学校长张培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红莲小学：在成功中感受孤独

　　2001年“外来人员子女就读学校”挂牌以来，北京市红莲小学迅速窜红，宣武区教委对该校的基础设施及教学设备给予了大量的投入，这体现了政府对外来人员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目前，共有来自25个省、市、自治区的外来人员子女287人在这里就读。

　　针对外地学生，张培新校长认为，不仅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而且要高看一眼，厚爱一层。让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但由于学校的容量有限，好多农村孩子只能望“红莲”而兴叹。“由于名额有限，入学的竞争特别激烈，开学前那几天，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通过考试、考核被录取的孩子哭，没录取的孩子也哭。录取的孩子哭得幸福，因为终于有了学上，没录取的孩子哭得伤心，因为希望破灭了。”

　　“虽然我们被市里、区里树成了标兵，可是面对无数双充满渴望和期盼的眼睛，我的心里感到很沉重。”张培新说。(崔晓林)

　　湖南娄底困境：投入不足+家庭负担

　　公用经费的缺口大 投入瓶颈仍难突破

　　湖南娄底六亩塘学区孙维明老师介绍说，2005年学区共支出828万元，其中基本工资410万，补助工资151万，职工福利费18.9万，公务费32万，业务费12万，社会保障费10.2万，离退休费148万，公费医疗0.12万，设备购置0.41万，修缮费1.41万，其它43.96万。但2005年，地方财政给学区的包干基数为388.2万，所以缺口达439.8万。

　　2001年前，由于实行的是以乡镇一级财政为投入主体的农村义务教育支出体制，“那时，六亩塘学区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面临极大困难。从2001年起，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主体由乡镇一级上升到县一级财政，但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好转，”孙维明说。

　　2001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对以乡、村为责任主体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实行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这就是说，地方财政要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大头，但事实上，“由于地方财力不足和其他因素，实际上拿不出这笔钱来。”孙维明补充说。

　　实行‘以县为主’管理体制后，义务教育经费的筹措和分配职能提升到县一级财政，这比原来过度依赖乡镇的体制相比，是进步了很多。但问题是，县级政府财力薄弱，投入优先安排教育的说法实施难度很大。

　　孙举例说，六亩塘学区2005年的危房改造专项经费中央财政拨30万元，湖南省拨给20万元，娄底市配套资金7万，另外87.1%则由各级地方财政支出，其中大部分由县级以下财政支出。这个数据背后可以充分显示出农村教育不合理的责任分配体制。这种“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使县级政府财力不足矛盾又凸现出来。

　　据了解，目前地方教育的财政包干以编制为基准，对农村教师编制卡得很死，但要是严格按照编制安排教学，师资力量明显不足，这也是造成经费矛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孙维明所在的学区经费实行由市财政实行包干机制，2005年的包干基数为388.2万，实际只能解决360个教师的基本工资，另外37个教师的工资靠自筹（这37人在人事关系上认可是正式老师），还有397人每人每月230元的误餐费适当补贴要靠自筹，老师的这部分收入实际上无法按时发放到位，去年就只发10个月。

　　环境简陋 教师难留

　　由于投入不够，环境比不上城里，农村学校教师队伍很难稳定，流失严重。据了解，六亩塘镇现有25所小学，其中3所中学，22所小学，学生6927人，只有一所中学、两所小学配备了电脑。

　　“六亩塘学区每年农村教师报名要求回城的多达30余人，每年8月，老师们拖关系、走门子，想方设法调回城里。学校为了开课，只好聘一些非师范院校学生，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孙维明说。

　　何老师现在是学区中心中学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她介绍说，六亩塘学区连一块操场都没，体育课是在自来水公司的一块小操场上，跑步上马路，“这给学校的正常教学带来了很大问题，也不利于学生的人身安全。”何老师很担忧。

　　该学校以前没有学生住宿楼，没有像样的食堂，路途遥远的学生只能吃饭”打游击”，引得校园周边的饮食店雨后春笋般萌发。去年，经过地方有关部门批准，学校投资兴建了学生宿舍楼和食堂，学校限制只能赚取百分之三十的利润，比校外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要小，这样既解决了学生生活就餐问题又为学校创收补充了办公经费。

　　“地方留给我们学校的经费每期每个学生是28元，但28元的办公经费远远不够，我们没有经济来源，就只能靠小卖部和食堂来创收，”何老师说。

　　贫困家庭的双重压力

　　在娄底的农村家庭一般都有两个小孩，农村义务教育尚存在家庭负担重和投入不足并存的问题。

　　据何老师介绍，她的班里就只有1个独生子。从目前普遍的家庭收入状况来看，如果大的孩子升了学，很难再负担下一个小孩的升学费用。

　　同时，对于农村贫困家庭来说，他们上学最大的负担不是学费，生活费才是家庭最大的负担。

　　何老师建议，政府应当加大投入力度，避免因资金收入不足造成投入减少的现象。

　　另外，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行为解决“三农”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改革后，农村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取消，但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却没有保障明确的投入跟上来。

　　“我所在的学区和我同学所在的其他地方农村学校一样，教育经费在税费改革后还是存在缺口。”孙维明说。

　　“国家应当改革转移支付的办法，解决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教师工资发放问题，避免因地方财力不足造成投入缺位。”孙维明建议。他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政府的公共投入要到位，同时开辟多种途径增加农民收入，形成农村义务教育的良性循环。(杨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