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晚，2006年中国斯诺克公开赛落下帷幕，英国人马克·威廉姆斯夺得冠军。此前，他在半决赛中战胜了中国台球“神童”丁俊晖。

　　（《新安晚报》3月27日报道）一年前，当丁俊晖一战成名、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之后，“丁俊晖模式”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对于丁俊晖父亲“赌博式”的培养模式、“棍棒底下出人才”的教子模式，人们大多持不赞成的态度。甚至连丁俊晖自己也于日前表示，他不赞成“丁俊晖模式”。在我看来，“丁俊晖模式”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即是指丁俊晖父亲“赌博式”教育模式，包括丁俊晖在内的很多人所不赞成的；另一个层面则是指丁俊晖在“举国体制”之外，完全脱离了传统的“少体校—省体工队—国家队”模式，不花国家一分钱，自力更生并最终取得成功的运动员培养模式。这个层面彰显出来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运动员培养模式本身。很显然，若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断不可能出现“丁俊晖式”的人物。正是改革开放，让丁俊晖的父亲通过做生意获得了“赌博”的本钱，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让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出现了松动，才使得丁俊晖一家有机会成为“体育专业户”。“丁俊晖模式”典型而清晰地彰显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神奇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丁俊晖模式”的成功代表了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假如丁俊晖早生几十年，他就很可能成不了“神童”而只能成为计划体制下的一颗螺丝钉。身处体制之外、没有花国家一分钱的丁俊晖，他在斯诺克赛场上获得成功，同样为国争了光，为中国人争了气，我们同样因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这种骄傲和自豪并没有因为他是体制外之人而有丝毫减弱。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固然培养出了无数世界冠军，但国家也为此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致使用于民众体育的资金投入不足、比例过低，制约了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丁俊晖模式”的成功得益于市场经济的确立和“举国体制”的松动，而成功的“丁俊晖模式”，又必将反过来推动“举国体制”逐步走向瓦解。也许，这是“丁俊晖模式”最大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