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成了大家说的最多的词汇
办公室里的旧电脑开始更新换代，长途电话开通，同事们聊天的内容也慢慢由“午饭吃什么”开始转变到下午将要进行的试验……从各个渠道汇集的信息显示，一场改革就要悄然降临了。
1997年年底，刚刚从澳大利亚访问回国的女博士王娜，坐在中科院乌鲁木齐天文站自己并不宽敞的实验室里，跟同事谈及将要进行的改革，“我们风平浪静的日子结束了”。这场结束所有科研人员平静生活的改革就是1998年中科院启动的知识创新工程。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穆荣平说：“改革就是要把平静的水给搅活了，这样才会有新的生机和活力”。
至少在1996年第一次出国学习以前，一直处在“轻松甚至有点悠闲”的科研环境中的王娜都觉得很满足：虽然单位的仪器设备比较落后，但仅有的几台电脑，自己还有权利和其他几个同事一起分享着使用，这种“特权”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少数人拥有。
当地有个笑话说，因为清贫，小偷决不对科研人员下手，科研人员佩戴的工作牌因此被当地人称为“防盗牌”。
1996年，王娜得到去澳大利亚国家天文台学习1年的机会。走之前，她到北京办理签证，顺便去了一趟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在那里，她惊讶地发现，北京的研究所里竟然“那么奢侈”地一排排地摆满了电脑。这种惊讶一直持续到她走进澳大利亚国家天文台，那里的科研设备更高级、更丰富。
澳大利亚国家天文台对资源的共享和统一调配、科研人员的合作和流动机制等运作模式给王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觉得“中国的天文研究要发展，就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规划，不能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结构布局也必须调整”。
她的想法被一场很快到来的改革印证了。1998年到1999年之间，伴随着中科院总体改革的推进，整个观测站里的科研人员日益感觉到压力。观测站要求对每个科研人员进行考核，实行末位淘汰，编制也一下子减少了几十个，做后勤的人分流了，一部分知识老化的人待岗了，一部分惧怕竞争的人离开了。
几百元的工资涨到了上千元，有了系统的考核和评价体系，大家的精神风貌发生了变化，王娜发现同事们开始“抢着干活儿了”。
“残酷”两个字成了当时最流行的词汇，所有人都在议论中科院实行的“全员聘用合同制”——按需设岗、按岗聘任、择优上岗、开放竞争。王娜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很长时间没有做出太多成绩的同事，在一次考核中没有合格，后来经过努力又通过了考核。那位同事曾深有体会地对王娜说：“虽然这样做显得有些不近人情、有些残酷，但是考核的确促进了总体科研发展，提高了大家工作的积极性。”
“残酷”的改革打乱了大家的生活，也带来不少好处。乌鲁木齐天文站里，以前较少有人使用的大型射电望远镜开始正常运转，观测、科研都能够跟上了国际先进水平。
站里还专门成立了“时间分配委员会”，专门负责值班安排、观测设备的使用时间，这个委员会每个月底都要根据各单位申请使用设备的情况，安排好下个月的使用顺序，避免相互撞车。“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了，这样的局面以前不曾有过”。
2001年，乌鲁木齐天文站被并入新成立的国家天文台。“人员精简了，可是项目增加了，成果也越来越多。”王娜说，知识创新以前，天文站没有一篇论文被SCI收录，可进入创新工程的第一年就有了两篇，2005年达到了11篇。
“如果没有革新，我们可能不会想到，一个年轻的台站能够迅速成长，并参与类似探月工程这样的重要项目，这让所有科研人员都感到兴奋和责任重大。”2005年，王娜当上了站长，她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在国家大科学项目上做一些贡献，经过整合和改革，天文站已经成为国际天文观测网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两年之内连跳三级
平静一旦被打破，机遇可能马上降临。
邓元勇曾经对妻子有这样一个承诺：如果35岁当不上副研究员、40岁当不上研究员，就和妻子一起出国去发展。左算右算，邓元勇按照同事的资历排了排队，甚至有些担心自己无法兑现这个承诺。
事情在1998年有了意想不到的转变，这一年天文学科作为中科院知识创新的试点开始进行改革，所有岗位公开招聘，谁有能力谁上。
“白天夜晚都在实验室干活”的邓元勇，凭着自己的实力很快脱颖而出，1998年,邓元勇33岁当上了副研究员，1999年34岁的他当上了研究员，并开始担任怀柔观测基地的总工程师（相当于首席科学家）。两年时间，他从中级职称到了高级职称再到首席科学家，实现了“连他自己都惊讶的三级跳”。
邓元勇说：“没有改革，没有知识创新工程，像自己这样的青年人可能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遇。”
2000年，邓元勇到美国开一个学术会议，由于参会费用较高，这个会议一般不会有太多其他国家的科学人员参与。会议现场，邓元勇碰到了很多在美国工作或留学的朋友，大家很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难道美国方面给你资助了吗？”邓元勇的回答让所有人吃惊：“这样的会议一年开10次也开得起。”
邓元勇说，以前国外科学界似乎都认为因为清贫，中国科学家不敢与世界同行交流、对话，自我封闭严重。“很多国外科研机构只要请中国科研人员出去，都会首先问一下，你需不需要资助？”邓元勇说，知识创新工程给科研人员带来了空间和搞研究的物质基础。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邓元勇一样幸运，但对于国家天文台太阳活动预报团组首席研究员的王华宁来说，虽然“经历了几次上下”，但最终“脱颖而出”。
太阳活动预报本来是一个偏重于应用性的研究方向，最好按照应用研究类型进行考核。但在2005年的考核中，王华宁的团组被放到了基础研究类型的团组中进行考核。由于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考核标准侧重点不一样，团组考核成绩靠后。因而团组必须重新组合，首席研究员经过答辩重新上岗。
虽然考核成绩不理想，但王华宁并不认为自己的团组理所应当按应用研究类考核。“按基础研究类型考核，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在基础研究方面多做一些突破性的工作，多做一些原创性的工作。”经过认真分析国内外太阳活动预报研究的现状，王华宁和他的同事们很快调整了研究的着力点。
在考核后的1年多时间内，王华宁带领他的团组成员完成了涉及4万多个统计样本的数据分析工作，得到了很好的太阳活动与太阳磁场参量之间的统计关系。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有望实现太阳活动预报从依赖预报人员主观经验到依靠预报模式客观描述的转变。
本报北京3月27日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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